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法国新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评析

法国新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全面概述了自2008年以来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法国和全球面临的威胁和风险,确定了未来15年法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了法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措施。     

法国政府的应急安全机构与运行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体制下,法国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应急安全治理体系。该体系包括一系列相互协调的应急安全机构和运行机制。法国主要的应急安全机构有内阁会议、中央日常管理机关、内政部与相关各部、国家专员和地方政府等。运行机制包括危机预警、危机应对的中央决策、地方各层级的危机干预以及应急安全的评估和监督等。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历程、动力与特征

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力度不一的改革。经过60多年的改革,美国已形成了一套以白宫为中心,府会调研组织和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机制或机构辅助总统协调和决策,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等职能部门负责执行,国会、政府问责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实施监督的国家安全体制。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安全观的形成、总统的个性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国会的推动、智库的研究、公众舆论的压力,等等,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驱动力。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呈现出既制度化又不失灵活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地位的周期性升降、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及整合性越来越强等特征。面对愈益复杂的安全挑战,美国仍将致力于打造更具整合性、更高效灵活的国家安全体制。     

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塑造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

百年党史亦是弥足珍贵的维护国家安全斗争史。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经百年求存图安、当家做主、富民强国实践而升华的国家安全学。新时代、新发展及新斗争,呼唤与之相应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手段和新载体。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战略与政治高度,强调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提出对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三大统筹"的重要观念。这既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社会主义中国御风险、谋全局,资长治之纲;是保稳定、促发展,固政权之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保障。     

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

由于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争议,导致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问题不断增多。本文提出,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根据中国的国情及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传统安全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关键利益;第二层次主要涉及社会安全问题,是国家的重要利益;第三层次涉及的是人的安全。针对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对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层次研究,能够避免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盲目乐观或过度反应,明确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决策日程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资源,提高中国应对此类安全问题的能力。     

传统与非传统:十年国际关系的两种解读--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近十年来,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非传统威胁的影响日益上升;相应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难决高下,非传统理论似将占据上风.根据近十年来的国际大事进行检测,也许可以较客观地评判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非传统理论的现实有效程度,也许还可以评判传统理论在目前"非传统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印太视域下欧盟——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

近年来，随着“印太区域”日益成为全球安全与战略的重心，作为东南亚域外重要力量的欧盟与印尼不断提升双边关系。自2014年佐科上台以来，双方在维护海上贸易安全、对冲中美战略竞争、加强战略自主与应对海洋非传统威胁等需求的推动下，各项海洋安全合作稳步展开，在构建涉海合作机制、强化海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双方合作的深化面临海洋安全思维差异、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欧盟集体决策一致性与印尼政治连贯性以及印太权力结构等因素的挑战和掣肘。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与公民的安全保护

近年来中亚国家呈现出安全威胁更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安全形势日渐复杂。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国家利益与合作国的利益交织。因跨国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境外主权国家的领土上出现了与己甚至与第三国相关的共同利益体,以及安全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的密切性增强,共同利益与安全不断增多。一国境外利益与安全相互承载,国内安全与海外利益安全互为命运共同体。上述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所在国的相关资源和多元化途径获得。安全保护最好的方法是事先预防。因此,国家间加强双边的、多边的乃至地区组织框架内的安保合作,可使安全命运共同体和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面对跨国非传统安全威胁时,能获得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的双赢。     

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沿革、逻辑及趋势

印度独立至今,以相关决策过程是否具备机制化特征及其发展程度为判断依据,其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性沿革：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威权型决策是其主要特征,并随多届政府改革尝试向机制化缓慢演进;瓦杰帕伊政府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形式上确立以战略政策小组、国安会秘书处和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为中枢的决策机制;近年莫迪政府的改革则在多个具体环节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朝着机制化拓展。在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构模式探索的双线逻辑推动下,印度国家安全决策主体不断扩大,决策过程和内容渐趋科学化,决策影响力不断拓展渗透向各领域,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朝着机制化运作、整体长远规划和系统化综合协调的方向不断演进。     

英国安全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机制论析

进入21世纪后,英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相交织的挑战,受威胁程度有加剧之势。2015年,英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将其面临的安全风险划分为三个层级和三类威胁。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以事前控制和预防为核心,并根据不同的威胁进行了匹配性工作。但其安全预警体制机制存在协调性与联动性不足、情报传递机制缺陷、安全评估机制不合理等问题,英国据此进行了安全预警机制改革。尽管如此,英国安全预警机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英国脱欧的后遗症、"情报保护主义"、经济不振和部门间的"山头主义"等都困扰着国家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的运作。如何针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探索安全预警机制出路,将是英国新政府面临的难题。     

生物安全议题的演变与美欧国家治理比较CSSCI

安全是一个不断演变和生长的历史范畴。生物安全议程受到社会认知和时代需求演变驱动而不断更迭。生物安全治理始于人们对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危机开始进行的有意识的干预。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因编辑技术迅猛发展,转基因生物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健康带来重大风险。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变化,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的威胁使生物国防在21世纪初成为安全化的重点。重大传染病疫情引发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也对国际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疫情下国际社会应对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全球多边主义的一个契机和方向。生物安全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动植物种安全、转基因生物安全、生物防御和微生物病原体控制是生物安全治理的几项重要维度。美欧国家在生物安全治理中构建了不同的规制范式,治理体系的安全化与政策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是综合安全的两个基本方面。近年来 ,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增加。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国际安全合作应树立新安全观 ,注重共同安全 ,注意标本兼治 ,维护综合安全。中国需要在若干方面与各国增进共识 ,倡导符合共同安全利益的新观念 ,探索适应形势变化的新举措     

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分析

受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区域内安全依赖减少、东南亚安全格局复杂化、中美竞争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进行了如下调整：积极修订《国防法》,提出“海上全民国防阵势”新概念,完善青少年国防安全、边疆教育基础教材,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国防预算优先投资边境地区与海岛,在“全面”与“全民”国防中实现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同步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与合作,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安全合作首选,大力监管和抵御网络安全问题,提高非传统安全防御能力;针对南海问题,采取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应对策略,一如既往践行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的整体趋势;积极推行军工合作新模式,借军队现代化、军备科学化发展契机促进军工产业先进化、合理化发展;战略上,将外交与防务紧密结合,建立全方位、多元化防务合作体系。越南国防政策灵活周密的调整,充分体现出小国战略的柔韧性及主动性,有效推动越南国防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东盟成员国提高国防安全防御能力、区域治理能力起到促进作用。     

美国政府的北极观与北极事务决策体制研究

随着北极地区态势的变迁,美国政府对北极事务的认知也发生着变化,这包括从传统的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到综合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从单纯的经济利益到涵盖资源、环保、战略等多元化的利益;以及在北极事务治理观方面的更趋国际合作。鉴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综合利益,北极事务的决策也要求政府多部门的参与。美国北极事务的决策体制存在参与因素复杂,协调性差的特点,这导致了美国北极事务决策的低效与滞后,形成共识难度大,政策执行缺乏保障。这些问题制约着美国引领北极事务议程的雄心及国内北极政策的进程。     

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地缘政治

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威胁来源逐渐多样化,地缘政治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是以国家行为体权力角逐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另一种是非国家行为体兴起后,引起的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在东南亚反恐过程中,美国将地缘政治和反恐战略结合在一起,通过追求新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以消除心理和观念上的恐怖威胁.     

戴高乐挑战北约霸权：法国从北约撤出地中海舰队

<正>一、编者导语自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掌政权起,这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便致力于对北约进行改革。在他看来,法国虽是大西洋联盟的当然成员,但需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状态,尤其反对北约军事一体化,强调法国必须保持对其自身国防任务的完全控制权。a 1958年9月,戴高乐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致信,并提交备忘录（即“九月备忘录”）,     

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的演变及现状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的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虽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多变的演变过程,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俄罗斯及原苏联历届领导人所器重和仰赖的专政工具。 一、二战初期前俄情报安全机构的演变 1917年12月20日,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护社会治安,俄罗斯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成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由布尔什维克党委派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在苏维埃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