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巴黎诗歌(之二)——巴黎诗人波德莱尔

作为地地道道的巴黎人,波德莱尔深谙现代大都市的隐秘诗意,在巴黎这座让他爱恨难抉、喜忧交加的城市采撷最光华灿烂的诗歌灵感,并借此改造诗歌语言、意象和审美趣味。在法国文学史上,正是波德莱尔通过诗集《恶之花》和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为文学中的巴黎题材寻求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意,为城市诗歌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景观。他基于对现代生活的关注而创作的大量歌咏巴黎的诗篇树立起了现代诗歌的形象,成为后来各种诗歌运动极具活力的重要源头。     

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

20世纪法国文学界(例如瓦莱里)对波德莱尔的新批评,从根本上奠定了波德莱尔的形象。在民国时期,继梁宗岱之后,戴望舒成功地过滤波德莱尔式的"颓废"和"恶"。戴望舒选译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24首诗,强调了波德莱尔的理想主义,并在译诗中极严谨地传达了波德莱尔诗歌质地和形式上的多重优美。     

巴黎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再认识

1871年巴黎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巴黎民众城市自治的一次具体实践。基于这一历史事实的《法兰西内战》并没有将巴黎公社拔高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法兰西内战》中的巴黎公社确实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形式的设想。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了附着在《法兰西内战》中巴黎公社上的一种美好意义,或者说后者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尽管这并不是马克思有意为之。     

变革时代的城市现代化转型——以“巴黎大改造”为例

19世纪的巴黎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城市危机,旧有的城市形态已经难以满足新的时代需求。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得到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授权,在巴黎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奥斯曼从道路网络、卫生设施、绿化休闲、文物保护四个方面入手,对巴黎进行了系统性地重建。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这一工程相当成功地塑造了巴黎全新的城市形态,但其对城市内部社会的撕裂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略论巴黎城市的中心作用

马克思说:“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重要标志。近代城市一旦形成,就必然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是欧陆上的最大城市,已有2000年的历史,作为法国首都也有1000年之久,在欧洲近代史上,“巴黎是法兰西的光荣”,曾几次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中心,产生     

论《港口》诗画意境的营造

无论在法国诗坛，还是世界文坛，波德莱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１８２１－１８６７）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恶之花》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主义宪章，甚至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开山之作。然而，他对世界文学所做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恶之花》为后世确立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还体现在他第一次明确地表示要将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散文诗带入文学创作领域。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就是这一崭新表现形式的有益实践。这部散文诗集共收入５０首诗，每首均不押韵，且无固定格式，它们除继承了…     

从象征主义视角解读维利耶·德·里尔·亚当的奇幻小说《神秘交感》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维利耶·德·里尔·亚当的短篇小说《神秘交感》是西方奇幻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名篇,被文学评论家公认为最美的奇幻小说之一。然而维利耶不仅仅是一个奇幻小说作家,他还是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神秘交感》就是维利耶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对波德莱尔在《应和》一诗中阐发的象征主义诗歌理念进行实践的结晶。从象征主义的视角下解读这篇小说可以穿越维利耶用丰富绵密的意象和大量的暗示,通感等表现手段构造出的"象征的森林",更好地领略他精心营造出的梦境与现实遥相呼应,自然与精神相互沟通的神秘奇景。     

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从李金发到戴望舒的考察

中国古典诗歌贵含蓄的传统与象征主义重暗示的要求很近似。这为象征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提供了良好契机。在中国新文学产生之前,象征主义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第一位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却是在象征主义的发源地巴黎,由阅读波德莱尔、魏尔伦而开始其创作的。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戴望舒的特点是"成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敏感细腻的创作个性和温婉抒情的诗歌风格上,更体现在他对于中西艺术相结合的积极态度上。他在比较准确地理解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又能够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诗歌的传统,采两家之长,以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为中国新诗建设指明了方向。     

1910年塞纳河洪水与巴黎市政建设

重大事件往往是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从城市诞生开始,火山、地震以及洪水等自然灾害都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中世纪以来,塞纳河洪灾问题不仅一直困扰着无数巴黎人,还对巴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在当时并未得到国家或者是塞纳省该有的重视。直到1910年塞纳河爆发百年不遇的洪水给巴黎造成巨大的破坏后,巴黎当局才开始对塞纳河洪灾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市民也开始关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塞纳河。此外,洪灾后除了对城市进行善后处理外,巴黎市政当局也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塞纳河的治理,并对原有的部分市政设施进行了改进。由此可见,1910年爆发的特大洪灾引发了法国政府对城市灾害的重视以及洪水事件对巴黎市政建设的深远影响。     

巴黎地下管网初探

巴黎地下管网的发展历程起始于城市扩张引发的生态问题。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地下管网成功地发展，充分利用了巴黎地下的地质结构，在许多方面有值得我们参照借鉴之处。     

La disposition cyclique des 《Tableaux parisiens》——L＇《Architecture secrète》 des 《Tableaux parisiens》

<恶之花>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诗歌集,而是一部构架严整的作品.本文通过描述和分析其中<巴黎图画>一章"白昼"和"黑夜"两个系列间的回旋特征,探索作品内在的"隐秘结构",揭示波德莱尔对待诗歌创作的独特态度,并阐释其作品整体在谋篇布局上的美学根据.     

永恒的缺失之美——关于中国古代诗歌汉译法的思考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形式,诗歌这朵文学花园中的奇葩直至今日仍然娇艳美丽。中法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不朽的诗作。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繁荣,如何更好地把中国传承千百年的古代诗歌介绍给法国读者便成为了中国翻译界思考的问题。本文介绍了目前诗歌汉译法的主要方法,并从三个不同文本入手,分析诗歌汉译法中的得失并提出"零度翻译法"的设想。     

中法文化碰撞中的巴黎中餐馆

巴黎中餐馆组织起来以应对国外的陌生环境。虽然中国顾客在他们"自己"的餐馆里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习俗行事,餐馆从业者还是努力在适应法国顾客的消费习惯。在巴黎中餐馆可以找到中国少见的产品。结果,中国顾客并不总是欣赏这些既不代表今日中国,也不代表当下中国餐饮业的巴黎中餐馆。     

雨果的竞争者波德莱尔

雨果和波德莱尔是法国最著名的两位诗人。雨果的诗歌气势磅礴,雄伟壮丽,有如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好似天空轰鸣的雷声,又象进军的号角;波德莱尔的诗歌则精雕细凿,尖锐深刻,既如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又象炉火纯青的钢刀,刺到了人类尚未探测过的新领域;雨     

试论20世纪法国当代文学新寓言派

20世纪后半叶自新小说后,法国便再无自发组织形成的文学流派,作家独立创作成为当代法国文学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一类独立写作的作家们,例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朱利安·格拉克,、米歇尔·图尔尼埃,和勒·克莱齐奥等,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西方神话题材中寻找写作灵感,在对神话故事改写的基础上,将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对某些人文价值观的追求植入作品中,从而使作品饱含哲理寓意,简言之,即改写神话并赋予其现代寓意。国内外文学研究界对这一文学共性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一些前沿文学研究甚至称此类作家为"新寓言"派作家。本文尝试从"新寓言"定义溯源出发,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归纳、总结代表作家作品的写作共性,系统梳理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     

散曲与辞说时调的比较研究——以破格性为中心

散曲形成于金代（1112～1234），在元朝（1206～1368）达到鼎盛。辞说时调是韩国17世纪末到19世纪后期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尽管这两种诗歌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有所不同，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本文以破格性这一共同点为中心，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中国的散曲和韩国的辞说时调这两种诗歌体裁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破格性的原因，表明其意义在于表现出与注重教化的文学功能完全不同的娱乐功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现实主义倾向。     

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

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作为21世纪俄罗斯文坛的重要奖项,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还是反映国家意志的文化现象。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得到的回应,往往关系国家发展的内生性方面。苏尔科夫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提出了"长久之国"的概念,人民与领袖的相互信任、聚合统一是这一概念的重要支点。历史小说和传记等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是"大书奖"关注的重要方面。获奖作品与奖项批评活动中的国家叙事构建,意在表明三个问题:俄罗斯人民是超越时代局限的先进"深层人民";历史证明,俄罗斯的"领袖人物"是值得信任的;"长久之国"的构建可以通过"深层人民"对"领袖人物"的信任实现。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俄罗斯国家历史的深厚程度和民族性渊源,使得21世纪俄罗斯具有可预见的长久性。然而,俄罗斯国家叙事一定程度上遮盖了现实中存在的民众主体性不足的情况,从长远来看,仍是不可忽视的不利于"长久之国"构建的因素。     

世纪之交德国文坛中的“李白热”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巅峰——唐诗有了新的认知。20世纪初,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德国诗人尽管不懂中文,但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对中国诗歌的改写,从而使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德国文坛涌现出一股"李白热"。自然主义诗人阿诺·霍尔茨将李白的诗句和母题嵌入其诗歌巨著《幻想者》中;印象主义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创造了"拼贴法",用新的主题将李白的多首诗歌融汇在一起;表现主义诗人克拉朋特则主张从"精神"出发,对中国诗的"殿宇"进行重建,不仅借中国诗歌表达了和平主义思想,还为德国读者呈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可以说,德国诗人与李白的精神对话使唐诗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德国现代诗歌的转型和重构,唐诗由此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貌相类而神不同——比较卞之琳《古镇的梦》与波德莱尔的《盲人》

卞之琳早期诗作颇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卞之琳对法国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前期的魏尔伦,后期的瓦雷里--由形入神,多有借鉴."[1]卞之琳自己也坦陈:"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是得自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及盲人的启发."     

十九世纪末巴黎早期大众文化

上世纪末的巴黎不但是艺术文化创新之地 ,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 ,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开始出现 ,各种休闲娱乐形式不断涌现 ,使巴黎始终成为新娱乐的实践之地 ,丰富多彩的生活及壮丽景象的表现之都 ,也始终是法国现代性的缩影和代表 ,拿破仑三世的资产阶级第三共和国期间是政治经济向巴黎高度集中的时期 ,为光耀其统治 ,巴黎开始实施现代化计划。首先改造道路 ,使过去市中心狭窄、弯曲、拥挤的道路变成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 ,它是由哈斯曼男爵负责建设 ,史称“哈斯曼化”,为大道文化打开大门。一本英文指南赞叹 :“巴黎的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