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以赛亚·伯林对托尔斯泰的解读

伯林以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来说明思想上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区别.历史上诸多思想家都可以归入刺猬或者狐狸的范畴,但是,当考查托尔斯泰的时候,却难以把他归入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为此,伯林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托尔斯泰的天性、天赋、本质、成就与他的信念、理想、对成就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历史哲学上.伯林对托尔斯泰的考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托尔斯泰历史哲学的动机和来源.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史意义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被誉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这位逝于20世纪元年的俄国哲学家却构成俄国思想史的重要分水岭之一,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思想家。他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持久而又深远:首先,他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万物统一哲学,为俄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他率先提出并思考关于俄国历史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第三条路径";最后,他试图融哲学、神学、科学乃至艺术为一体的创作追求和表达方式也具有深远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索洛维约夫思想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成熟、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以及俄国独特的"帝国规模"思维传统的形成。     

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居埃的翻译观

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居埃的文学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向法国读者系统全面介绍俄国文学。他的翻译思想是专门针对俄罗斯文学翻译而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纠正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中所存在的删减、改编的问题,倡导"透明玻璃"式的忠实,确立了对待俄罗斯文学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他的"透明玻璃"的理论是19世纪法国翻译摆脱"不忠的美人"传统的努力的一部分,其核心是忠实再现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和异域"风景",其本质和勒孔特·德·里尔提出的"历史重构"理论是类似的,强调在思想层面上而不是在语言层面上的忠实。     

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源于多种思想流派,其中俄罗斯当代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不断从西方政治思想和俄罗斯传统思想中获取他所需要的反自由主义成分,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新欧亚主义,其新欧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杜金将其新欧亚主义赋予了"后现代"色彩。杜金的所谓"多极世界理论",接续他的新欧亚主义大陆地缘政治思想的主旨,即"大陆-海洋"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秩序设想。帝国模式是杜金给俄罗斯自我认同的定位,也是其"欧亚联盟"设想的组织模式和"多极世界"理论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谋求世界霸权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     

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渊源

亚历山大·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以及"第四政治理论",作为俄罗斯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单极世界秩序的替代物,源于右翼的保守主义思潮。其思想根基实则源出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两位思想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论"政治的思考启发了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给杜金构建"多极化文明"的地缘政治思想注入了活力。鉴于海德格尔也曾以将俄国和德国进行类比的方式,对前者的地缘政治前景表示过担忧,杜金的政治哲学可算作是"右翼海德格尔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复兴。这一思想旨在重新挖掘后期海德格尔思考"另一个开端"的哲学遗产,希冀俄国能以"多极化文明"的名义承担起复兴欧亚文明的任务,以海氏的"后形而上"时代,借由欧亚文明特殊的、地域化的"历史的延续",对抗普世化、全球化的"历史的终结"。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评析

"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是俄国第一大党。它自称人民党,是代表俄罗斯全民族利益的政党。它的思想基础是"政治中派主义",宣称采取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中间立场;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主张"保守主义";对苏联历史在批判其消极因素的同时肯定其积极成果;全面支持普京总统的路线政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保护人权和生态环境;要求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结合起来;外交上支持普京总统推行多边务实政策。俄国政党制度目前虽然保持多党制形式,实际上出现了一党独大的格局。"统一俄罗斯"党与普京总统结盟使它的影响迅速扩大,但也造成了对总统的高度依赖性,出现了"强势总统、弱势政党"的局面。     

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及前景

"主权民主"是俄罗斯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及俄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它体现了普京的治国理念与政治哲学,折射出俄罗斯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但在俄国内,对"主权民主"的科学性、合法性及其价值定位,都还存在着争议。"主权民主"反映了俄罗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政治现实,但它毕竟是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从长远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仍将以民主为导向逐步健全与完善。作为一种理论,"主权民主"上升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不大。俄罗斯主权民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如何,有待世人进一步观察。     

想象的共同体: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

斯拉夫派是俄国19世纪上半叶思想本土化运动中一个醒目的集政治、哲学、宗教学、文艺美学、经济学、历史文化学于一身的重要思想理论派别之一。其民族主义文化意识的建构,以俄国国民性理论,即俄罗斯国民精神生活独特性探讨为基础,包括国家(含家庭)论述、宗教(信仰)论述,以及文化论述等若干部分,其中又以宗教论述为核心。斯拉夫派民族文化意识建构的实质,是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国民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想象。     

启蒙时代的俄国形象与“欧洲”建构——对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

启蒙时代是"欧洲"建构的关键时期,而介于欧亚之间的俄国,对"欧洲"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在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构造了较为权威的启蒙运动模式的俄国观,将其刻画为一个通过学习"欧洲",从而摆脱野蛮、落后,在"文明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同时,繁荣先进、文明开化的"欧洲"形象也呈现在这种俄国镜像中。伏尔泰塑造的俄国形象,对其后几百年欧洲的身份认同和欧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作为"学徒"的预设的不平等地位,在数百年中主导了欧洲关于俄国的话语,至今仍然是导致欧俄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霍米亚科夫论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欧的差异

霍米亚科夫提出"聚和性"学说,把东正教理想化,东正教是他极力肯定的一面。霍米亚科夫一直把理想的东正教和现实的天主教、新教进行对比。他在西方信仰中看到的,差不多都是缺点;而在东方的俄国的信仰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缺陷。西方信仰是他极力否定的一面。霍米亚科夫期待,东正教通过俄国,可以导致所有文化体系的改革。这是他的使命论。在俄罗斯哲学中,霍米亚科夫最早把西方基督教和整个唯理论体系等同起来。他试图从教会思想引伸出哲学和所有文化的基础,但他偏离了教会。霍米亚科夫的思想模式有助于我们认识俄罗斯的心智特点。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概括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民主化与国情的深刻辩证关系,并要求建立可以确保实现俄罗斯发展理念的机制。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与完善,是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的主要议程。当前,俄罗斯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加强政治竞争性是新阶段的新特点,其实质是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政体的改革问题。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面临挑战,主要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前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现代化、行政管理模式的改变、民意政治的挑战、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战略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俄罗斯究竟具有怎样的国家特性,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民主,如何看待发展道路的间断性,如何在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这些都是研究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基础性问题。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定从历史上就与帝国意识紧紧捆绑。这种自我意识在本质上缺乏对他者文化的尊重。这是当今俄罗斯如何融入世界的关键问题。精英阶层关于俄罗斯是"欧洲太平洋国家"的身份认定、新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与"欧亚联盟"战略互为影响,是俄罗斯发展前景中值得关注的趋势。     

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金砖国家不是高盛集团概念的产物,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俄罗斯外交努力和智慧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对金砖国家,以及对自身的金砖外交有着深入的思考。可以说,金砖外交既是俄罗斯在21世纪的一次典型的"智慧外交",也是俄罗斯传统的大国均势外交思维的体现。对于俄罗斯的金砖外交思想和行动,值得加以关注。     

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文学再现——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的行旅和创作为例

西方斯拉夫学者对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作品有所研究,但在我国和俄国,此项研究尚待展开.本文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为例,以作家行旅为切入点,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关联中,勾勒他们作品所反映的俄罗斯帝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关系,以及作者对帝国拓疆政策和反叛山民的态度.莱蒙托夫早期对宁死不屈的反叛山民的赞扬和后期对俄国征服者的认同形成对比.托尔斯泰在第一时期认同俄罗斯帝国政府征服高加索的战略,第二个时期则在超越俄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对立中领悟了高加索山民视死如归的种族性特征和人性等问题.他们态度的转变有其自身的原因.俄罗斯作家高加索题材写作,与他们服军役有直接关系,虽然未必能提供高加索战争的编年史,却揭示了高加索各民族真实的心理结构,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总结之作,对中国的俄罗斯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拥护专制制度,而俄国专制制度的性质是君主的家长制统治,即国家与君主一体,君主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君主,国家机构只是君主的私人机构,而未发展成为公共机构。理查德·派普斯分析了数百年间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变迁,认为它是俄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俄国1861年改革后,民族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则演变成独特的自由保守主义。但是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导致政权与社会的鸿沟加深,自由派与保守派无法合作,帝制最终倾覆。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太弱,是导致专制主义强化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认识比较狭隘,而且对俄国专制制度在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太过简化。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学者们还需更进一步地理解与阐释。     

海兰泡的俄名释义

海兰泡原属中国,19世纪中叶《瑷珲条约》签订后被割让与俄国,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从俄语语源、历史事实和俄罗斯传统文化来看,该俄名实非占领黑龙江左岸土地后单纯地向沙皇"报喜"之意,而是来源于该地以东正教节日命名的教堂之名。     

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

"国家性"是一个涵义多端的复杂概念,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国工人运动理论家的文献中,随后在俄国境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一个法政概念,"国家性"的涵义一开始主要与"国家"概念类似,但是在俄国保守主义者那里却被赋予了神性色彩,体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国家性"既是一个内核相对稳定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变迁的概念;它既源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架构,也源于以意识形态和理念为核心的精神结构。历史上的基辅罗斯是一个松散的贵族共和国联盟,但是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破坏了它的政治系统,将王公-贵族-教会-谓彻所组成的四元结构转变为单一的王公专制独裁结构。绵延的世袭制传统、东正教中的神性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最高权力与民众的心理结构,共同服务于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性的精神层面。俄罗斯政治转型主要在于由专制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其关键是重构国家性,使传统国家性蜕变为现代国家性。     

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理论、观点和趋势

西方学者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研究的兴衰,是冷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和美苏关系变化的缩影。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使西方学者对俄国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学者以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为依托,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构建出有关俄国政治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些研究揭示了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内在演进趋势,肯定"开明官僚"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对俄国官僚的派系斗争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并考察改革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面临挑战,"新政治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俄国史研究格局。     

米尔斯基和他的《俄国文学史》

"公爵同志"米尔斯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缩影和象征。他用英文撰写的《俄国文学史》被纳博科夫称为"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所谓"米尔斯基文学史"因其"折中主义"的文学史观、主客观统一的批评手法和极富个性的话语风格而独树一帜,被视为西方俄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长期被欧美高校斯拉夫系用作俄国文学史教材,其影响历久不衰。     

法国新音乐中的民族趋向——对剧作家冉·科可多艺术思想的思考

俄罗斯学者安德烈·莫鲁阿说:"加基列夫的俄罗斯芭蕾震惊了法国并唤醒了冉?科可多。"[1]可以说,法国艺术家冉·科可多是在接触了俄罗斯优秀音乐戏剧之后才步入现代艺术殿堂的。俄国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加基列夫剧团的首映以及与这些戏剧创作者的交流大大改变了冉.科可多的生活方式及个性和思维。通过对新俄罗斯艺术的理解和后来进行的一系列"神秘试验",冉·科可多开始了自己对法国音乐中民族方式的理解。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

现在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如何表述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了.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之于中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这个迷思全方位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影响力至今不绝.我们需要澄清造成这种状况的自身原因.其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时代原因,在无法直接触碰苏俄、不了解苏俄的情形下,却满怀热情地去认同或拒绝经由苏维埃所确认的那个俄国,不经学术研究和学理性判断,把原本是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下获得成功的苏俄革命这一地域性现象,泛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规律.1950年代以后,知识界依据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把"解冻"以降的苏联变革理解为背离社会主义,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国际共运的失败.相应的,知识界这种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考量的意见,又成为党政和社会理解苏俄问题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20世纪末.反思这些历史性表述,对中国在21世纪提升认识俄罗斯问题的水平、建构恰当的中俄关系,既有历史的警示作用,又有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