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法律结构原因和根本对策

客观真实论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合理的犯罪构成结构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手段逼取口供的内在动因。必须实现审判权的完全独立,并加强审判公开,确立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完全主导地位,由法官对案件自由地进行实质判断和心证,才能降低证明标准,使侦查人员从对口供的极力追求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     

渎职罪证据标准论纲

证据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是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同时渎职罪的证据标准有自己的特征。证据的数量标准则从职务犯罪初查、立案和侦查终结来把握,提出初查的"两个可能"、侦查的"两个存在"、侦查终结的"两个清楚"。避免对每一个罪名下的证据标准一一列举,即从事物的共性来研究渎职罪的证据数量标准问题。在证明标准指导下来研究渎职罪的证据数量标准,从而使渎职罪的证据标准为证明标准服务。     

试论刑事证据的确实、充分性

刑事证据是一种专门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尽管这几种观点在文字的表述和内容上都有所区别，但都指出刑事证据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认识和认定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所采用的刑事证据应达到的标准作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性规定。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质疑与修正

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阶段层次论提出质疑。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认识论规律以及外国 的理论与立法考虑,侦查终结和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都不应低于审判的证明标准。但在某个诉 讼阶段的特定诉讼环节上,应设立较低的证明标准,如:逮捕和庭前公诉审查。     

对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构想

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审判机关作出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建议侦查人员旁听庭审

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的工作一般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为终止，往往不大关注对移送起诉后案件的审查和审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的工作应延伸到法庭审查阶段，直至所办案件作出有效判决。此阶段的工作除与审查起诉部门和审判机关加强沟通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侦查人员参加庭审的旁听。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有利于提高侦查水平。侦查人员参加本人侦查的案件的庭审旁听，是对自己所办案件的一次全面检阅。侦查人员在旁听过程中能及时了解听取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无遗漏和忽略之处，证人是否改变证词，被告人是否…     

证据阶梯论

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阶段,对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不一样的,且随着诉讼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而趋于严格,呈现出阶梯状。从证据标准来看,我国的刑事诉讼存在证据阶梯,但在侦查终结、起诉、审判环节表现不明显,有待完善。     

当前渎职犯罪案件撤案原因及对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5条“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在侦查终结后,发现：1、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2、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3、虽有犯罪事实,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情形之一的,应当由侦查人员写出撤案意见书,经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后,送人民监督员评议,再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案件。     

刑事诉讼排除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刑事诉讼中 ,尽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但有关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仅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缺乏明确的规定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认为 ,检控方在法庭上需要证明的不是刑讯逼供的不成立问题 ,而是侦查人员所提交的庭外讯问被告人笔录———也就是被告人向侦查人员所作的供述笔录———的自愿性问题     

审查起诉环节对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

[案情回放]2010年10月5日至2011年1月10日,犯罪嫌疑人邢某、李某夫妻二人在某知名网购商城上通过经营多家网店,销售明知是假冒的LV、香奈儿等注册商标的钱包,销售金额近30万元。侦查终结后,侦查机关提请起诉的最重要证据是侦查人员从互联网上远程勘验     

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和第162条第1款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的共同的证明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公诉案件已经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呢?即其证明标准怎样?     

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的科学界定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具有规范侧面与诉讼侧面,不但涉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更关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合理地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应当兼顾证明结果的真实性与证明过程的正当性.为此,应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限定为重大案件,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限定为有重大争议的关键性证据事项,并设定必要的例外.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足”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不足不起诉（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证据不足判无罪（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了证据不足不立案，证据不足不逮捕等，究竟应如何理解刑事诉讼中证据不足的条件和标准？试论如下：一、证据不足的涵义与证明标准确定证据不足是与证明标准直接相关的。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各个具体环节，如立案、拘留、逮捕。侦查终结、起诉等阶段各有不同的证明要求。因此，证明标准出现了多层次的特征。我们通常所说的证明标准，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     

关于建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尝试与思考

业已进行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的试验表明:犯罪嫌疑人对此一般表示欢迎,他们在侦查中形成的口供比较稳定,此后没有翻供现象;而另一组没有律师参加讯问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后有的人进行翻供,并把原因归咎于侦查人员的不当讯问。同时,大多数侦查人员对试验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认为对侦查活动没有负面影响,反而有积极意义。试验还表明,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并不需要“一刀切”,且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也难以做到“一刀切”,因此,需要探索、建立替代性制度,如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     

刍议“金字塔“型刑事证据标准与公诉观念的转变

一、“一刀切”证据标准的弊端《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判决实行“一刀切”的证据标准。《刑事诉讼法》第 1 2 9条规定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 ,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第 1 4 1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1 6 2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由此可见 ,刑事诉讼法对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有罪判决的证明要求是一致的 ,都必须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     

侦查人员作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     

“证据确实、充分”理解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第162条，分别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依法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的案件、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的证据标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规定是一致的。     

侦查人员作证的制度困境

尽管2012年我国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侦查人员作证制度，但是就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而言，我国侦查人员作证将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的困境。首先，在缺乏传闻证据规则跟进的情况下，公诉人员凭借各种书面材料足以证明控方证据的合法性，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提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其次，尽管侦查人员应该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是基于侦查人员的特殊性质，现行的证人作证制度尚不足以保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后，在侦查人员存在各种思想顾虑以及侦查人力资源配置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目前的司法管理制度无法为侦查人员作证提供足够的支持。     

构建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司法实体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在结果上正确处理案件。其中,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则是前提和基础,而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确定和把握又是关键和核心。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包括其他侦查主体)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