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论唐王朝治边方略及其启示

边疆的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发展。唐王朝在治边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治边方略:倡导"夷夏一体",促进民族融合与边疆稳定;坚持"武略斯重","分而治之"化解边疆威胁;运用"怀柔之策",以多种方式抚边安疆;设置羁縻府州,"因俗而治",加强边疆管辖与治理;实行屯田互市,密切边疆与内地经济往来,强边固防。这些方略对于维护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清代中央政府与西南民族上层的政治博弈

和明代相比,清代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巩固和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但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深入,与地方民族上层产生矛盾冲突,双方的政治博弈一直不断,中央政府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加强对西南各民族的治理,不断进行军事镇压与和平招抚,有效地解决了许多民族矛盾冲突,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     

系统刻画历代王朝在广西的时空建构——评《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

<正>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拥有漫长边界线和广阔边疆地区的国家,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持续经营治理的结果。历史经验表明,中原王朝开拓边疆的最有效手段是进行制度移植和文化传播,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边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最终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从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地处岭南边疆的广西早在秦代就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但是原有土著民族的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近代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近代西方于中法战争之后对西南边疆的宗教文化同化,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由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疆民族向“国民”身份转化的一种契机.其间,晚清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首先促成了对边地民族传统“蛮夷”身份的消解;至民国,面对西方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政府及社会精英均深感忧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几方面力量,共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由“蛮夷”向“国民”的转化历程.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清朝前期,统治者仍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观念为治边思想。在西南,清廷的认识较前代进一步深化,并采取积极的治理与开发措施,加大了人力物力的投入,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清前半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一步密切了与内地的联系,边疆民族的对内认同大为增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势渐趋明显,并呈加快之势。     

“汉化”抑或民族融合——清前期边疆治理中的杀虎口

清代前期的杀虎口,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重要连接通道,不仅是军队的驻防地,也是榷关与驿站的所在地,这些充分呈现了清廷边疆治理的历史实践,进而表明,清是集元明两朝之长于一身的王朝体系。“汉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的,而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动态化过程,“汉化”成为边疆治理中民族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议“中国”隅隈边界

近代以降,"中国"一直是学术界重新讨论、反思、辨析的"老而新"的概念,特别是如何定位"中国"的边界。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主权、领土、边界的现代国家强烈地撞击着"天下中国"之无际有疆(界)王朝形制,是为一。中华传统素以"农正"(农政)为本、为源,"乡土中国"成了共识性概念。"游牧"历史性地被"污名"、被忽略、被失忆,也因此被区隔于"汉族中国"之外,是为二。地理的多重指喻,将"中国西部"历史性地裂化为"中国/西域"的二元对峙结构之中。"游牧"的本义只是顺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由此演化出的"游牧文明",她一直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为三。研究表明,以传统的"农耕""乡土"定位"中国"不妥,当以"农耕﹢游牧"定位之,也因此化解了一些历史的难题。     

“汛地”源流考

"汛地"起源于元朝末年,在明朝及清初顺治年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此时的"汛地",是军队战时攻防体系或边防系统中,各部必须按时驻守的区域。康熙初年以后,"汛地"被逐渐转化为绿营兵营、协之下的驻防区,并与塘哨结合,形成汛塘制度,是朝廷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和交通通畅的重要手段。清朝末年,随着绿营兵的裁汰和消亡,"汛地"之制也告终结。"汛地"的兴衰变化,是元末至清代军制变化的重要表现,也折射出各王朝统治策略、民族关系与边疆形势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德宏民族贸易工作者

这是一首赞颂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贸易工作者的诗词,其中的"货郎",就是当时肩挑马驮把商品送到边疆民族群众手中的民族贸易工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为了稳固人民政权,进一步解放"大西南""大西北",开展了大量的民族工作.其中,便包括了以"政权未建,贸易先行"为方针的社会主义商业活动——民族贸易.它极大改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的"一根针换一只鸡"的不公平交易.作为各地创建人民政府的"先行官",民族贸易工作中涌现出了一群切身为各族群众服务的"货郎",正是他们的加入,我们党才能深入了解边疆各民族的需求与诉求,以保证各项民族工作顺利开展,真真切切地让边疆人民感受到党的温暖.     

中国历代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都逐渐察觉并承认国家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并在"守中治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间接被动和积极主动的治边思想。在维护陆地边疆政治安全的实践中,设置了专门的中央机构、独特的边疆政权,并且开创了军民戍边的传统。治理主体的健全、治理过程的互动和治理环境的稳固影响着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的功效。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

近年来,我国的边疆研究逐渐突破"中心"—"边缘"的讨论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变肯定了"边疆本位"的价值,然而,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中仍然缺乏对边疆建构者之一的边疆民族的关注,特别是对边境区域少数民族内心世界与行为逻辑的关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新梳理不同历史时空下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流动与国家认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解读边境民族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国家认同意识与跨界流动的生活逻辑,对促进我国西藏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我校成立“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最近,我校成立了“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云南大学文科唯一的一个跨学科、跨系所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云南大学地处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边疆,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杨堃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就先后在我蠬谓袒蛑鞒止芯抗ぷ?为以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以后,方国瑜、江应梁等知名教授为这项研究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形成了我校文科在这方面的科研优势。“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正是为了充分发挥西南边疆独具特色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和我校在这方面科研力量的优势而成立的。它的成立,打破了我校过去在民族研究中学科单一、力量分散、方法陈旧的落后状况,将以民族经济文化为主攻方向,根据优化组合的原则,组织协调和凝聚我校文科的学术研究力量,采用现代科学各种研究方法,进行高层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

明初贵州建省至清末,是中央王朝以军事、政治力量为主导,介入贵州新的历史形成过程,特别是"通道"建构、改土归流、"民族-城乡二元结构"、民族区域板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更加凸显出贵州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形成的特点.在国家与西南边疆民族社会互动的宏观过程中,贵州民族关系丰富了"一体多元格局"的内涵,即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在不同喀斯特区域以不同的进入方式,历经碰撞、交融和并存而形成的不同特色的区域类型.在凸显"民族-喀斯特区域"类型的同时,多样性的类型特征值得我们反思.     

“黄佤”——独特的佤族支系

佤族是居住在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怒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地区。这里山岭连绵,平坝极少,故称为"阿佤山",古称"葫芦国",居住在这里的佤族自称"阿佤",意为"住在山上的人"。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