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的表现与危害

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更多方面看还有其自身的特异性。诸如阶层间的向上流动受阻，主要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难以形成，其受阻原因既有制度上的，还有家庭因素，但更多的是源于后天努力的后致性因素，作用或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家庭传统文化资本对农村青年阶层跨越的影响研究——以鲁西南H村和M村为例

拥有较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村青年要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资本。与布迪厄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资本不同,本研究以家教、家风、家传等家庭传统文化资本作为分析农村青年实现阶层跨越的工具。通过对鲁西南H村和M村接受高等教育或经商等方式实现阶层跨越的人口比重和各自家庭与村庄家族所拥有文化资本的对比,重点分析父母的文化素养、习性,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投入,村庄家族风气等在农村青年向上流动中的作用。尽管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村青年在入学和流动机会等方面与城市青年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在机会和学校教育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坚韧、执着的农村父母通过对孩子的鼓励、期望和对教育时间的投入,再加上村庄家族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帮助无数农村青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社会语境下艾滋病传播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基于云南边境跨国务工傣族女性及其留守丈夫的分析

近20年来,云南某边境县出现了大量跨国务工的傣族妇女,她们大多已婚,流动至泰马边境从事按摩服务。妇女的流动使得当地家庭结构和不同人群间的性关系随之发生巨变, 深刻影响着当地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定。由于艾滋病的普遍流行,“高危人群”设立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差别”特质的产物,先前存在的若干“偏见”可集于一身,把某些特殊人群标定为“危险的他者”,由此影响公众对自身感染风险的误判,忽略“高危行为”这一隐藏于“高危人群”之下的真正风险。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平等话语流变考

纵观现代中国百年历程,平等犹如一颗酵母,酝酿了伦理、政治及社会领域的历次观念革命。从晚清平等话语初渐、民初共和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级平等,经主体平等、选择平等、社会平等,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康健、文化是否进步的正当性基准。“敌我区分”、“左右之争”之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平等话语体系造成了一种新的司法认同和政法知识传统。当前,以主体独立人格为起点的三大平等,则主要以法律话语、权利话语及其语言逻辑表达自身,并内在地具有一种重构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技术化的“去政治化”特征。平等话语在社会化、权利化和技术化发展进程中,开始从国家建构领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细致的社会“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文化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其实际运行无法脱离地方社会、文化的背景。组织人类学为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理论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地方社会的运作更多地依赖于两个文化原则,即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地方精英在合作社的组织和运作起到核心作用。“大人物”概念对农民合作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地方精英主导现象提供了解读办法。此外,地方精英与社员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在大市场-小农户二元格局上的“经济庇护关系”。     

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的表现与危害

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更多方面看还有其自身的特异性。诸如阶层间的向上流动受阻,主要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难以形成,其受阻原因既有制度上的,还有家庭因素,但更多的是源于后天努力的后致性因素,如知识和文凭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或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     

“培养名校生”：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与育才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下,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底层孩子的教育问题。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25名在北京精英高等学校就读的农村大学生故事,从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来揭示农村籍大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家庭机制。研究发现,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中具有鲜明的学业精神,这与新时期农村父辈的流动能力、经验密切相关,可分别从意识形态、行为、态度伦理等方面进行展现,学业精神背后表现为家庭内部一系列的文化仪式和育才策略,这延续了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最大化地着眼于寻求能够提升孩子学业成功概率的办法,该现象彰显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信心,也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对底层家庭造成的生命压力。     

阶层“内卷化”的社会影响

阶层"内卷化"是社会流动渠道中一种特定的人为安排,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个体和群体,构筑能够阻止被歧视的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地位流动中向上移动(同时保证特权个体或群体不会下移)的一种安排。阶层"内卷化"现象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

学业成就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祖国现代化事业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也是２１世纪国家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学业成就差异,通常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解释路径。以来自于藏族家庭的孩子为例,其高考成绩明显低于来自汉族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阶层、城乡等结构性因素,家庭的民族身份与藏族大学生高考分数之间有显著关联。家庭民族身份反映了学生家庭的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通过显性（比如汉藏语言能力）和隐性（比如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知）等多种路径,对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因此,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关注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应加强藏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高他们数理化学科的成绩,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和拓展他们的就业空间。     

异地养老兴起的社会结构背景分析

异地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其兴起和发展与我国目前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等社会结构背景密不可分.人口结构的特征使得异地养老成为人们可以选择的养老方式之一,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异地养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阶层结构的特征使得异地养老转变为现实,具有发展的潜力.因此,异地养老的出现是适应个人及社会需求的养老方式,其发展是必然的.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对生态环境的描述是民族志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其不应仅仅为文化事项的呈现提供一个“背景”,也不应局限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工具。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因这种关系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秩序,则形塑了“景观格局”,为我们重新想象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芒景布朗族村不同层级的景观,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实在的证明。     

贫穷限制了想象?寒门大学生社会认知特征分析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客观阶层差异为不同阶层创造各自的认知模式,并影响具体的社会认知表现。本研究试图关注寒门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以发现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其认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N大学21名寒门大学生作为样本,另访谈9名非寒门大学生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基于情境主义社会认知,寒门大学生的自我概念表现消极倾向,社会环境感知中的“情境归因”“情绪感染”具有消极特征,人际关系策略中的“不信任感”可能是阶段性的;而社会环境感知中的“需要外部环境支持”“相信社会阶层可以流动”以及人际关系策略中的“高人际敏感度”体现他们相信或寄希望于社会阶层可以实现流动。贫穷限制想象具有阶层性、主观性及情境性。他们的社会认知有实现优化的可能。     

社会流动与中间阶层的壮大和发展

中间阶层的壮大与发展可以使社会结构尽快地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 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流动直接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 影响中间阶层的构成与发展。因此, 现阶段要扩大中间阶层比重, 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形成良好的社会流动机制, 推动社会成员实现合理的向上流动。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傣族孩童教养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养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实现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等多元教养主体因子之间及其与孩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边互动。家庭成员将民族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对孩童言传身教,熏染濡化|傣族与周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同域共居在沐村作为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进行着多元文化互动|以家庭为中心,整合了其他主体教养实践的开放式孩童教养体系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交响乐式的表演”|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重重矛盾关系互动中,傣民族平衡调谐,静观其变,守望幸福。由此提出,文化自觉,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是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的普适性价值。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