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界与“边疆”概念中国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

西方民族国家产生后,国与国之间有了明确的边界,一国境内邻近边界的区域被称为该国的"边疆"。这一概念于近代传入我国。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其不得不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者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初步论述了相关学科的学者实现"边疆"概念中国化的努力与成绩。     

“空间清洗”、文化亲密性和“有担当的”人类学

"空间清洗"总是伴随着一种永恒的时间观念的想象和建构,同时这也是一种永恒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结构在物质空间中"绘制"(mapped)的过程。"空间清洗"试图"清洗"的是那些与永恒性(eternity)格格不入的各种生活体验、言辞和社会实践。文化亲密性因为"藏匿"着诸多令人尴尬的文化特质,因此也是永恒的时间和文化形式清洗的主要对象。分析文化亲密性在西方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理论生成过程,同时需要结合具体案例来呈现文化亲密性层面对于空间绘制和清洗所采取的种种"能动性"策略和实践知识。在"空间清洗"这一高度形式化的地貌绘制过程中,应该给那些鲜活的生活方式留下足够的"文化亲密性"空间,因为后者恰恰是在日常生活的"散漫"和"无序"中体验并感知形式和制度的存在,由此产生的忠诚意识开启了地方社会最为重要的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之旅。     

“五抓五先”推进边疆党建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一个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和战区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近年来，中共云南省文山州委针对边境地区基层党组织领导经济发展能力弱、发挥作用难的实际，坚持以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载体，紧密结合“兴边富民”工程、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美国新教来华女传教士“边疆意识”结构分析

边疆既是一个地理实体,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以"归化"程度为基准在空间上不断向外推进的活动带。对于美国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研究而言,中国边疆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也是对故土"纯正女性风范"的挑战。她们的边疆意识是由女性身份与宗教、国家、种族这三个外在强势身份共谋与反抗的结果。对其边疆意识的结构性分析有助于了解美国妇女运动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协商关系。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失谐与治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和地缘性等多元复合特质。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地缘政治的变迁,边疆多民族地区出现了政治文化失谐的现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角力、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歧异、极端宗教主义与政治认同建构的背反、政治过程的无序化与民族事务的法治化的矛盾等等,构成了边疆政治文化失谐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妨害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影响因素。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在推动边疆发展的基础上,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强化国家认同|重塑政府,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推动民族政治协商,建设公民文化,为和谐政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治理和备边尤为需要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始,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成边疆民族治理和边界界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治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过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界、军事边界,"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家观下的文化边界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家、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渐有了明确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现实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家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全形成,才完全演变成一种政治边界,"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核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往往成为边疆地图中的核心所在。     

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治理的路径探析——兼论族群问题治理的“势差化”路径

"文化化"与"政治化"是学术界对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治理路径的一种学理分类,而"势差化"治理路径则是为弥补两者的不足而进行的有益探索。通过对"文化化"治理路径的逻辑起点、以族群身份为基础的优惠政策以及"势差化"治理路径的哲学基础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势差化"路径难以独立存在。在"文化化"路径与"政治化"路径之间存在一个兼具两者特质的政策选项集合。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理论的载体依托于公共利益,通过休闲吧、图书馆、学术沙龙等为载体形式将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建构一种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空间及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维护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牵涉到公民社会建构的重大工程,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批判的精神特质,为公民社会所需公民精神之涵养以及民主意识之化育提供渠道。基于此,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必将有长远的意义。     

王铭铭:“边疆”一词的古今嬗变

正文中就"边疆"一词,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进行探讨,于"边疆"相关的政治及文化具有很深的意义。"边疆"一词中,"边"指物体的外缘,及空间或时间的临界境况;"疆"表示用弓来标志步以丈量土地,可引申出止境、边界、疆域等意义。合二为一的"边疆"之所指,原与上古天下内部之"国"的定义有关,具体当指与近代国际关系近似的列国体系的疆界划分。这个词当时已泛指我们当下理解的"边境之地""靠近国界的领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相长的边界自觉与协同思维——超越“主客体”与“双主体”之争

思想政治教育学不是纯粹哲学,而是一门实践科学,实践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宗旨。"主客体说"与"双主体说"的争鸣体现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超越"主客体"与"双主体"之争,有待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上寻找进路。教学相长的边界自觉是达成话语共识的内在前提,要求从整体性上明确"教育者"或"施教者"在"主客体说"中的政治前提和逻辑关系,肯定"教育者"在顶层设计和施教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或引领作用。"双主体说"不是对"主客体说"的替代性的范式革新,而是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创新"承载着尚待建构的协同思维,意在理清"双主体说"的教育方式定位和作用范围,运用"主体—客体—主体"实践辩证法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边界模糊的治理:集中农转居社区的类单位化自治之路——基于对山东省M社区的调查研究

集中农转居社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独特现象之一,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色,亦发展出一些富有实践与理论价值的社区治理类型。M社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将政治自治、经济自治、社会自治统合于边界模糊的类单位化治理格局中,这种治理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集体性事件、身份确认、混合式治理接续建构着这种混沌化的治理格局。由于这种治理格局深嵌于我国尚未完全去单位化的社会背景之中,加之其社会转型的缓冲器作用,类单位自治模式仍有阶段性的发展空间。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实现的认识论路径 ——兼与种海峰先生商榷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的过程,其中内含了有序推进的几个重要环节,即由马克思主义过渡到相应的实践观念建构,再到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最后终结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想客体的现实创建。如果仅从这一过程的理论形态演进来说,就是将作为理论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作为实践观念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的实践指向性、价值选择性和现实超越性等理论特质而区别于马克思主义。     

“三个倡导”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坚守、培育和弘扬,成为我们透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现代发展的重要路径。"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凝练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繁荣发展阶段诠释文化观的重要表达,同时凸显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维度与新内涵,"三个倡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彰显了当今我国文化观的发展方向以及以此为目标丰富、完善的文化观建构体系,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观内核以及核心元素的构成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自我发展一脉相承,也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要求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动因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特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诉求,也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向度、理论向度和文化向度的充分展开过程。然而,由于历史上革命任务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充分展开而具有外显性,并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或文化动因问题则相对弱化而具有内隐性,也没有得到学界充足的重视。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能够为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另外一种面相。以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为例来看,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过程中,随着自身对文化民族性关注度的提升而必然要提出的重要概念。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动因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婚内强奸”的犯罪化路径研究

婚内强奸在中国应不应该犯罪化,是一个必须在法理学层面进行演绎推理的价值衡量问题;婚内强奸在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犯罪化,又是一个应当在法经济学层面展开周密论证的成本效益问题。婚内强奸犯罪化既涉及夫妻双方的两性利益冲突,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主动干预。所以,从本质上说,是否应当对婚内强奸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及如何规制,其实就是在探索如何确保"婚姻契约"与"社会契约"当中各方主体的权益达到最佳平衡。从社会现状来看,单一的犯罪化路径难以充分发挥刑法规制行为、保护法益、保障自由的作用,因此,既要通过立法犯罪化,同时也要进行司法犯罪化。     

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云南省民委副主任马泽在“兴边富民”暨边境免费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兴边富民行动”对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进步有着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一是加快边境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兴边富民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根本保证;三是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使千里边疆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建设国际大通道的重要保障;四是推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从而充分体现共产党的伟大,祖国的强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是民族工作部门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民族工作部门坚持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要求。     

“边界冲突”: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

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在中国部分县域地区频繁爆发,凸显县政治理危机。本文提出"边界"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利益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县域社会边界秩序混乱诱发的严重的对立冲突,是地方社会发展非常态的表现。因此,有必要从县域的特质入手,从制度的层面构建合理的边界秩序,实现县域政治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