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事业

公元7世纪,我国发明了雕板印刷技术。地处祖国西南一隅的云南,在图书雕印、典藏和装帧等方面,由于受来自祖国内地的影响,也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图书事业。过去,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的研究,今余搜集史料,编写成文,是想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图书事业。 一、图书事业的兴起 南诏、大理国时期图书事业的兴起,主要有外部和内部两个原因。 早在汉晋时期,云南边疆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就十分频繁,叶榆人盛览,师从西汉著名的辞赋学家司马相如,学成后著《赋心》4卷,“这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第一次直接用汉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昆明人张志成,文帝太和间,“入蜀学王羲之草书,归教国人”致使后来的南诏学生,“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 这种向中原地区学习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诏大理时期。     

南诏大理国医药学述略

在南诏大理国的科技史上,医药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南诏建立以后,对外交通空前广泛,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南诏的医药学得以博采众家之长,迅速地发展起来.南诏大理国的医学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它受到了周围各个文化圈医学的影响.既有南诏大理国本地的医学成分,也有从内地传来的中医成分,还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医学以及来自波斯的医学成分,甚至和西藏可能也有医药学交流.大体上说,南诏前期受外来影响不大,以本地的医学为主,巫医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南诏晚期至大理国时期则从内地传来了一些中医的重要治疗方法,例如脉学、针灸学等,这些治疗手段在南诏大理国取得了重要地位.南诏晚期以后还传来了印度密教医学和波斯医学,特别是印度的解剖学知识,使南诏大理国的医学受到了强烈影响.     

南诏国的习惯法与社会控制研究

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体系应用各种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及相互关系进行指引和调节以实现安宁和协调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习惯法虽有多种解释习惯但可以归纳为社会人群的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已经确定,被人们所公认并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就理所当然可称为习惯法[1](P236)。在     

论南诏的民族政策

南诏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政权。其对辖地各民族的治策、移民政策和发展辖地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政策,具有实用性、复杂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南诏的民族政策,既巩固和发展了南诏的统治,也促进了云南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南诏的民族政策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白蛮和乌蛮贵族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在中国民族史上,春秋战国是中国各民族处于迅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四百余年内,中国各民族以中原华夏族各诸侯国为中心,经过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的斗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加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的发展,是同民族融合分不开的。华夏族是中原地区的主体民族,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众多民族以经济、文化为纽带而不断融合的历史产物。华夏族为后来的汉族的前     

南诏大理国冶金技术述论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的冶金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当时全国冶金业的中心之一。其发展状况表现出两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武器制作技术十分发达,二是生产制作了大量工艺复杂、体积巨大的金属宗教艺术品。除此之外,在南诏大理国雄踞云南近600年间,对外交流非常广泛,云南的镍白铜已远销中东一带,对中外科技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波斯、印度的黄铜工艺和炼锌技术也传来了云南,极大地丰富了南诏大理国的冶金业内容。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和笔者的实地调查,对这一问题分类作具体的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南诏时期的磨些蛮

汉晋时期的摩沙夷至唐代被记为磨些蛮,其除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至昌明地区,西达金沙江上游两岸广大地域外,还南下至洱海以东的宾居地区,部分被迁到永昌和拓东地区。有关磨些蛮生产生活习俗、经济、文化等文献的人类学解读,可以看到彼时的磨些蛮既保持着氐羌民族的某些特征,又由于与他族的融合和交流而呈现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磨些蛮与吐蕃及蕃人的关系比之与南诏或唐廷的来说更为密切,加之与同源的白蛮、施蛮、顺蛮、东蛮、松外蛮等错居杂处,使其民族关系具有多元复杂的特征,虽然其内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已朝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     

南诏交通与城镇关系初探

自古以来,交通是处于自然与社会中间部位的契合点,自然条件及社会发展的水平,构成交通建设的依据和基础.城镇的建置,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同交通一样,是人类社会对客观环境开发和利用的结果.交通与城镇在其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交通道路的展拓,扩大了城镇的交往领域,繁荣了社会经济;城镇的兴起,成为交通道路发展延伸的支撑点和枢纽.唐代中后期,南诏政权雄峙于西南一隅,随着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南诏境内的交通和城镇发展都有长足进步,本文拟就它们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一、南诏的交通体系与城镇分布南诏立国以后,与内地及周边国家往来频繁,这些交往得以实现,得力于道路的拓展和交通体系的初步建立.南诏的交通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南诏的交通是前代交通的继续和发展.其主要交通道路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凿辟,历经汉唐发展而形成的.处于云贵高原腹地的南诏,辖境内遍布高峻险厄的山系,奔腾汹涌的江河,成为     

安史之乱时期的民族关系述论

唐代的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和丰富多彩,研究的课题也比较广泛。但是,安史之乱时期的民族关系,却是一个比较沉寂的题目。对此作一些探讨,有助于深入研究唐代的民族关系以及正确认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一)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被平定下去,历时八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唐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对安史之乱大都有所反应,     

透视澳新两国的民族关系

2007年12月7日至18日,由昆明市民委组织的昆明市少数民族考察团,在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金志伟的率领下,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考察和谐民族关系和保护弱小民族的政策措施。12天的所见所闻,考察团了解了澳新两国的和谐民族关系和对原住民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亲身感受了这些政策措施产生的良好效果。     

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南诏在其后半期（九世纪后期）,频频使用武力进攻周围地区。其主要对象,一是今缅甸北部的骠国;二是当时的中央王朝——唐朝。笔者认为,无论从南诏对唐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及其对唐末动乱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来看,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除了唐朝官吏的横暴引起南诏反叛的史料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对整个事件作概述或介绍外,还没有人专门就南诏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此发表自己一点粗浅看法,探求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一、九世纪初期唐和南诏的关系 （一）南诏的再归唐 笔者在《南诏国的成立》一文（以下简称“前文”）中曾论述过:唐王朝对云南政策的转变,带来了南诏王蒙氏的兴起。下面,就这一点作些补充。 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前期开始,唐王朝打破了一直沿袭的羁縻体制,以武力直接进入云南。很明显,选在开元年间,是为了同渗透到云南的吐蕃进行对抗而采取的措施。另外,唐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有了大的发展,民族间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民族关系仍然紧张,以矛盾冲突为主的汉匈民族关系、汉越民族关系构成了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而民族的分化、重组与融合却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动力,为汉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略论社会主义时期云南的民族关系

关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党中央对国内民族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并且经过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在新时期解决民族关     

论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

我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自古以来,各民族之间就有着友好的交往。秦统一中国,开始对西南地区设治,经两汉进一步经营,西南边疆被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共同发展的整体。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了解西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对加强祖国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建设和开发边疆,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南诏、大理国对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

南诏、大理国政权对怒江流域的设置与经营 ,既打破了一些民族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促进了西南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藏艺术对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的影响

一、西藏在密教传入云南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南诏图传·文字卷》明确指出,天竺、吐蕃、汉地为云南佛教的三大来源。南诏、大理国信仰的佛教被称为阿吒力教(以下简称滇密),是因为从吐蕃行化而来的梵僧宣扬的菩萨被尊称为阿嵯耶观音。滇密的三大主神中,大黑天神由天竺道经缅甸传来,历史较早;作为滇密核心的观音信仰由印度经吐蕃传入大理;毗沙门神祇由伽湿弥罗(克什米尔)和于阗经     

“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

明初贵州建省至清末,是中央王朝以军事、政治力量为主导,介入贵州新的历史形成过程,特别是"通道"建构、改土归流、"民族-城乡二元结构"、民族区域板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更加凸显出贵州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形成的特点.在国家与西南边疆民族社会互动的宏观过程中,贵州民族关系丰富了"一体多元格局"的内涵,即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在不同喀斯特区域以不同的进入方式,历经碰撞、交融和并存而形成的不同特色的区域类型.在凸显"民族-喀斯特区域"类型的同时,多样性的类型特征值得我们反思.     

秦汉时期的济南国

济南因在济水之南而得名。济水,古人将其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为“四渎”,在史前早已形成,直到西汉一直畅通无阻,它的河道相当一部分流经古代齐地,是仅次于黄河的对齐地有较大影响的又一条河流。在西汉时期,从河南东皋县的北面、河南汜水县的西面由黄河分流而出,大致流向是:分流后向东经河     

南诏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元代云南建省的影响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忽必烈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不仅少了传统的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中"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而且把云南视为国家版图的重要部分加以经营,使云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与内地的合一,也为明清的继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的这一历史进步是与南诏、大理国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该地区的局部统一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