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重理性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又一次理性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沟通、倡导共识与尊重差异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理想信念、社会精神气质重塑为要旨的人文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捍卫道德底线与确立行为准则为意旨的道德实践理性向度.三重理性向度虽各有侧重与偏好,但却不能分割而视,它们共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结构缜密的理性运思的有力表征.     

论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体现了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即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辩证统一．     

理性与价值的哲学审视

理性与价值在哲学史上经过古代的原始统一之后,近现代以来便进入了决然的分裂与对峙状态。这一哲学现象,是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解除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分裂,首先必须厘析理性与价值概念的本真含义,明辨它们相互区别与交融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念的价值哲学,其根本理论旨趣就在于:实现人类理性与价值的高度融合,创造人类未来生存的幸福和谐。     

论价值理性的生成根据

在工具理性统治的时代, 价值理性重建在西方哲人那里成了不结果实的花朵。我们以马克思实践生成论思维为指导, 在通过对人及其实践的考察中找到了价值理性得以生成的根据及现实基础。     

价值理性的发展及限度

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家常把实在世界与应然世界看作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前者属于认知理性的范围,后者则是价值理性的地盘.价值理性的发展由来已久,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其主要路径,但这两条路径都存在不同层次的困境,致使伦理学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道德领域迂回不止,当代哲学家力图重建价值理性的根基,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发展,但价值理性的最后根基依然有待进一步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及价值理性

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绝对同一性、先验性、线性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基于辩证思维,将资本、市场、效率、公平与人、辩证法统一于经济学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及价值理性的统一。其中,辨证理性着重探讨其辩证思维方法论,即它如何用辩证法精神破除了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抽象性、颠倒性,并强调经济学的辩证的同一性、开放性、整体性等思维;实践理性着重探讨其现实的革命性意义和影响,也即如何用中国话语讲中国的经济故事,同时为世界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价值理性着重探讨其扬弃资本主义经济学单纯的经济合理性,强调经济学科的价值性,坚持以人民性作为其基本价值立场与诉求。     

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价值理性

节约型社会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它不应只局限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它面向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传统的价值理性必然形成消费型社会,也终将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在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时候必须构建与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价值理性。     

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理性的解构

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泛化以及经济效率至上是传统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理性失位的表现。这是由环境治理观念的功利化、治理主体身份的工具化以及环境治理重＂管制＂轻＂协同＂等原因所致。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理性的重构包括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目的,法治、民主的方式途径以及服务、道德化的功能效果三方面内容。     

理性、实践与价值的和谐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度解读

中国共产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主线,将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机而完整地统一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立体图式,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理性、实践和价值层面上的和谐建构,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范式。     

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从价值内涵上来看,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对传统发展观的融合与超越。深入挖掘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科学发展观作为精神旗帜,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信息时代价值理性的缺失与建构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膜拜情结,从而导致技术理性的增生与膨胀;然而,人类目前正饱受环境恶化的后果,人类的未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切缘于价值理性的缺失。抑制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重新构建价值理性,显得十分迫切。     

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风险社会下,新技术开发与应用引发风险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及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造成价值理性的迷失。通过强化科技伦理意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准入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完善监督机制等内在与外在控制手段,能够促成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防范与化解技术创新可能引发的风险,促进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进。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内在关联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文章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分裂状况及其融合等方面分析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密切联系,并探索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维融合路径。     

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理性审视

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在当今世界,现代性是先发展国家发展的新起点,是后发展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既要义无反顾,又要善于发挥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还要善于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反思的成果中汲取智慧,把现代性建构融入以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为指归的谋划与实践之中,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之路。     

新型城镇化中价值理性的复归

由于工具理性主义的膨胀,我国传统城镇化中忽视了“人”在城镇化中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农民工阶层,并没有切实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传统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呼吁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性复归,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让农民工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教师理性教化观的价值分析

自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理性概念以来,理性就一直和教育紧密相连。作为教育要素之一的教师,其理性教化观念的确立不仅对教学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与师生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密切相关。教师应以培养自身理性素养、把握教学目标和构建师生关系作为其理性教化观的基本实践途径。     

科学发展观与价值理性的矫正

发展是一种能动的选择,它具有价值维度和向度的问题。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对发展的价值维度、向度问题的回答,蕴涵着价值理性。发展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支撑,发展需要价值理性的整合与引领,价值理性是否得当、健全,事关发展大局的状况与走势。各种新发展观显示出了矫正传统发展观价值理性的努力,但未能实现对传统发展观的整体性超越。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价值理性是对以往发展观的合理扬弃,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整体性超越,它标志着发展观上的质的飞越的初步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价值理性要真正成为发展的实践理性,需要一个过程。     

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的必要性

本文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和高等教育目的为立足点,阐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况和问题,进而提出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的必要性.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是大学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形式公正理性引领下法治变革的价值取向——以韦伯形式理性法治模式为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形式理性法治观以理性行为理论和正当支配理论为基础。理性行为观以人的行动取向为视角,把社会行为分为工具理性的行为和价值理性的行为,为法律思想的分类提供理论依据。正当支配理论提出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官僚制、家产制和超凡魅力统制,为形式理性法的构建提供制度基础。通过阐释两大经典理论对形式理性法治形成的影响,韦伯肯定形式理性法对现代国家的独特价值。形式理性法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且离不开理性教育培养的非人格性官员从内部维护法律体系的理性程度。韦伯的形式理性法治观对受实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影响的现代中国法治变革具有启发价值,但绝对的形式理性法也存在弊端。因此,我国法治建设既应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也应充分汲取形式理性法治的合理成分。     

当代中国人文主义价值理性下的产业集群构建研究

组织的发展始终是组织内在良序人文力量扩张的结果。产业集群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一种企业群落的社区组织,人文力量始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梳理了产业集群的效率归因,归纳了当代中国人文主义的内涵,以当代中国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体系为价值理性,重构了产业集群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产业集群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组织与制度结构,为产业集群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