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班固的史学思想、史学地位和影响

班固的史学思想主要是:封建正统史观;天人感应神学观;人性“三品”说的唯心史观;历史变化的观点。班固的史学思想在我国史学上有一定的地位。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严肃认真的写史态度,史学与文学浑然一体,使《汉书》在史传文学上有一定的影响。     

唐德刚史学思想述论

著名民国史专家唐德刚教授不但在口述历史领域享有盛誉,其在史学思想主张方面也具有独到的见解。如,口述历史写作理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历史学家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处理方式、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等。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史学（1978—2008）

在1978—2008年的30年中国法治进程中,法律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从此前的薄弱基础出发,借改革开放之春风,观照历史服务现实,成为中国法治30年进程初期的显学,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及时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随后,它鉴往观今,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助推法治进程。同时,它传承学术、推陈出新,提升品质、深化研究,使法律史学科得以迅速发展。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30年的努力和累积,中国的法律史学将有更加辉煌的前景。     

夏曾佑思想探微

夏曾佑唯一的著作《中国古代史》是学界公认的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代表作。然而该书无论在编纂方法还是史学思想上都没有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夏曾佑坚信道统高于政统,他著书牧地更是着眼于以史资鉴的社会政治功能。本文考察夏曾佑史学思想的脉络,从而得出夏曾佑史学思想以经世为核心,将传统史学方法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很好的结合。夏曾佑融会中西史学,以西学补正中学,他既不是推崇以进化论思想为主导的新史家,也不是固步自封,恪守传统的旧史家,而是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化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的史学成就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他一生爱史、读史、治史,更善于用史。他的史学成就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恢复了长期被颠倒了的历史,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奠定了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强调＂古为今用＂,推动了历史科学的发展;充分重视发挥史学功能,并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饱览史书,博闻强记,具有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独到精辟的史学见解。     

20世纪初年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变革特色及其原因

哲学、文学、史学是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20世纪初年,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传统人文学科中观念与内容之更新。本文认为,哲学表现出的多元性和政治性,资产阶级倡导的新史学的建立,文学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和社会教育而表达出的资产阶级新兴文学观与技法,分别是20世纪初年中国传统人文学科变革的特色。20世纪初年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变革是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中开展的,封建专制崩溃的前夜为这一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这一变革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梁启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获得了基本养料,既而受到康有为的启蒙,并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大量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熏陶,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宪政观。梁启超对中国宪政制度模式的设计,历经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这样一个过程,体现了他对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理性思考。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精髓,为当下中国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启示。     

从“开明专制”到“民主共和”——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之比较

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缺乏对国家观念探讨,"家国观念"造成近代国家意识比较淡薄。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近代国家观念才在中国得到逐步传播。梁启超、孙中山是对该理论关注比较多并且宣传较广的人物。对二人的国家观进行重新的梳理与比较,对于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规律、历史趋势与史学建设

本文对历史规律与历史趋势进行了辨析。自近代以来，对历史学科学地位的否定和质疑的声音伴随而生。我们在审视和反省之后，充分吸收他们的有益思考，批判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史学理性发展和自身建设。     

三权分立学说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传播——以梁启超为核心进行考察

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石,也在译介西方学术的高潮中被介绍到近代中国来。目前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研究涉猎甚少。本文拟重点以梁启超为核心对该问题进行考察,探讨其对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介绍、评介及其在近代政法制度理论建构中的运用情况。本文认为,梁启超吸收三权分立学说中之权力制衡的思想精髓而扬弃其不适合国情的理论架构方式,对当代制度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继往开来的百年中国法制史学

本文对清末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创设、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法制史学的跌宕起伏和近三十年中国法制史学的辉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指出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任务是解决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要从中国的本土国情出发,关注世界法学发展的大势,引入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后,复兴中华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其中也包含复兴法文化问题；要深入总结四千余年来在治国理政、明法治吏等方面的超越时空的历史经验；深入发掘规律性的经验,进行理论综合,在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同时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百年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证明:一定要自主创新走中国自己的路,继续克服阻碍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和片面学习苏联的影响.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进程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并建立了评估和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使之与救亡和革命的主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简探史学结构中的非科学要素

史学结构中包含着非科学要素,它是决定史学本性的重要方面。正确理解这一现象,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二十一世纪的法律史学

发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对依法治国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逐步树立法律的世界意识,拓宽法律文学为社会服务的途径;大胆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法律史学应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     

“中国史学理论不发达”刍议

学术界不少人为中国史学缺少系统的理论建树而感到遗憾。其实这是从以西学为蓝本的现代学术视角而论中国固有之史学的,其中不乏西方中心论的印迹。西方史学之富有理论源于其形而上学的学术传统与逻辑(实质)主义的运思理路,而汉语文思考的非逻辑主义(或曰历史主义)使其不离事而言理,即体用不二,道器合一,史学重在述事、征实与会通,这与西方史学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探究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从理论的角度去看传统中国史学的贯通性思考,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恰适的视角。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梁启超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从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界定了“法治”这一概念;并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出发,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声呼吁“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关于法治的实行,梁启超提倡“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法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在部门法中的运用

法史学的研究要还原历史，还要考察历史的演进，最后对“真实”要进行理论的分析，也就是要探求规律，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求得真实”也应该是部门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是与史学研究的对象有别而已。对法律史研究成果的运用，对部门法的研究同样具有促进作用。法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对于部门法的研究同样适用。部门法的研究中，无论是采用法史学的研究成果，还是运用法史学的研究方法，都应该充分注意到其“真实”性。     

论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则是其宪政思想中的一个光耀的亮点 ,建立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宪政制度 ,是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的核心目标之一 ,他对封建专制政治恶政府的认识和批判、对近代法治政府的构想和追求 ,对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传统史学与中国古代政治

历史记述对于统治者汲取兴亡盛衰、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政治家注意总结和吸收历史教训 ,积极推动史书的编纂 ,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史学的发展又反过来对政治的清明起到一定的规制作用     

试论清代史学的经世思想

"经世致用"一直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取向.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完备编年史<左传>中,作青者明确提出史学著作的目的有两个"上之人能使昭明"和"您恶劝善",即"经世致用".到了后来"懦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青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安者也"当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在不同学派间又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