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罚金刑执行难问题及矫治方略探讨

在各种刑罚方法中,只有罚金刑的执行受制于诸多因素,甚至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受刑人的配合,这本身就揭示了罚金刑执行的困难。罚金刑的执行难是我国包括世界各国司法实践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应建立我国罚金刑的法律执行机制,包括健全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建立罚金刑的执行保障机制和罚金刑易科制度等。     

刑罚执行公示制度探析

由于功利主义的驱使和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我国在刑罚执行中出现了许多"暗箱操作"问题,致使一些应该受到惩罚的罪犯逍遥于狱内或者很快就通过减刑假释制度释放出狱。这些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法律严明性以及公众对执行机关的信任度,所以有必要建立刑罚执行公示制度,将罪犯狱内执行、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执行情况以及减刑假释的条件理由、运作情况、裁决过程和结果进行书面公示或现场公示,接受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论我国罚金刑的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贪利型犯罪日趋增多,罚金刑得以广泛适用。罚金刑对实现罪刑均衡、实现刑法功利价值、充分保障人权、实现刑罚功能有重要作用。然而,罚金刑存在诸多困境,民众认识不足引发以钱赎刑之惑、株连他人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双罚制导致主刑附加刑倾斜、无限额罚金导致自由裁量权失控。这些困境可以通过重构我国罚金刑体系、建立社区劳务代偿制度、建立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加以解决。     

完善我国财产刑人道主义执行的思考

强调财产刑的人道主义执行越来越成为法治发达国家刑事司法的重要内容。随着财产刑适用范围的日益扩张,我国财产刑人道主义执行日益被刑事立法所关注。这不仅顺应了世界刑罚发展趋势和刑罚的轻刑化和社会化,而且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发展要求。这就为我国财产刑人道主义执行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要完善罚金刑的适用,设立财产刑减刑制度,保障被执行财产其他权益人的正当权益。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我国刑罚立法的完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指导下我国刑罚种类的立法完善,应当着重对死刑进行改革,严格死刑案件的适用条件,废除绝对法定刑为死刑的规定;修改无期徒刑的规定,适当延长有期徒刑刑期,完善资格刑,以更好地实现刑罚价值与目的.     

论罚金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类型适用

实践中对于罚金刑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与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具有一定随意性。应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殊预防的核心本质,从预防目的入手建构罚金刑的适用与犯罪类型的衔接模式。具体的类型化过程应区分轻罪与重罪,在重罪中区分财产犯罪和其他贪利型犯罪。对于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将之定义为在主观要素上具备“营利目的”“牟利目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所有目的”之一的犯罪。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存在着不同要求。在上述模式的具体适用中,应着重考虑效率价值对于预防目的的影响,对相关模式所指向的不同要求进行一定变通。     

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辨析

减刑制度源自和服务于刑罚目的,其主要理论基础是报应与功利有机统一,在报应基础上和限度内对罪犯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刑,既达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又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减刑性质问题上,减刑是对终审判决所确定的刑罚的变更,归属审判权范围,应由法院经审理确定。主张减刑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从而将减刑权纳入刑罚执行机关的观点是脱离我国国情的理想化观点。在减刑功能方面提出了调控过剩刑罚、稳定监管改造秩序、减少行刑资源消耗的三大功能。     

论中国古代的赎刑

赎刑是中国古代犯罪人交纳财物以抵刑罚处罚的一种制度,它经过了由夏到清几千年的历史,其适用的范围、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的刑罚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浅论假释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假释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一种措施,对于犯罪人员予以改造,同时鼓励和鞭策犯罪者认真改造罪过,在其渴望自由心理上给予正面刺激,促使犯罪人改过迁善,消除反社会性格,使其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假释制度仍然存在不足就其本身及其实际操作规程反映出一些问题如下:当前假释的实质条件不够明确;假释适用的具体情形不明确;适用条件过于苛刻;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存在漏洞。应采取措施如下:建立再犯预测机制;严格把握禁止适用假释条件;取消对累犯和暴力性罪犯禁止适用假释的规定。     

论中国古代赎刑制度及启示

赎刑制度在我国古代司法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作为一种刑罚的替代执行方式,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从古代赎刑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分析其历史作用,探讨赎刑制度的设置对我国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如下:保障当事人之间的自主协商权;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不干预原则;刑事和解的标的交与受害人。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时适用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文以为,在适用方法上应遵循并合主义,具体适用时又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予以处理,并突出刑事处罚优先的原则。同时,也应注意犯罪移送时的证明要求,以防止法院间的互相推诿。     

论刑法的有限性

所谓刑法的有限性,是指刑法的调控范围以及刑罚手段的运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刑法的有限性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触角的有限性,二是刑罚发动的有限性。所谓刑法触角的有限性,又称刑法调控范围的有限制性,是指刑法调控的对象必须是在行为人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发动的有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条件上:第一,刑罚发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二,刑罚发动的实体法条件是刑法的规定性,该条件通常需要通过"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三,刑罚发动的程序性条件是指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Punishing environmental crime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lower courts to the court of appeal

We analyze judicial policy lines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crime using a unique European dataset of individual criminal cases, including case‐specific information on offenses and offenders. We investigate policy choices made by lower criminal courts, as well as their follow‐up by the relevant court of appeal. The sanctioning policy of the courts has proven to be varied as well as consistent. Judges carefully balance effective and suspended penalties, most often using them cumulatively, but in specific cases opting to use them as substitutes. Overall, both judges in lower and appeal courts balance environmental law and classic criminal law and aim at protecting individuals and their possessions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     

略论我国的刑事禁止令制度

刑事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采取的一项监管措施。禁止令制度是刑罚“严而不厉”的体现，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中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项创新和发展。     

State Public Opinion,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Practice of Electing Judges

Do state supreme courts act impartially or are they swayed by public opinion? Do judicial elections influence judge behavior? To date these questions have received little direct attention due to the absence of comparable public opinion data in states and obstacles to collecting data necessary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tate supreme court outcomes. Advances in measurement, data archiving, and methodology now allow for consider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outcome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The analysis presented considers public opinion's influence on the composition of courts (indirect effects) and its influence on judge votes in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direct effects). In elective state supreme courts, public support for capital punishment influences the ideological composition of those courts and judge willingness to uphold death sentences. Notably, public support for capital punishment has no measurable effect on nonelective state supreme courts. On the highly salient issue of the death penalty, mass opinio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electing judges systematically influence court composition and judge behavior.     

反事实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自行车难题”为例

本文尝试将反事实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用于预先评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引发的预期效果和非意愿后果。选取城市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为案例,探讨反事实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法和分析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惩罚成本过低是导致"自行车难题"的主因,因而提高惩罚的治理政策就能解决"自行车难题"。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反事实分析,系统地考察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的社会效果,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仅考虑了单一的盗窃成本与收益,但实际上犯罪者的行为选择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严厉的惩罚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非意愿后果。单一政策目标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公共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反事实分析则是避免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论作为监管激励机制的企业合规

企业合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其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企业合规可以成为政府监管的一种重要激励机制,通过合规制度的建立来换取行政监管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其一,从轻减轻处罚依据的合规,即对于本应处以行政处罚的行为,要求其建立起完善的合规制度,进而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二,与监管部门达成和解协议条件的合规,即企业以建立和完善合规制度作为条件,与监管部门达成和解协议;其三,避免移送起诉的合规,即要求企业建立起合规制度,在特定情形下免于移送起诉。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分析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指刑罚威慑功能的发挥在实现刑罚目的方面所具有的有用性。这一问 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指向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以刑罚目的的实 现为价值内涵的;二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外在表现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 认为,刑罚威慑在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方面具有廉价性的特点,它理应受到现代刑事立法和刑事司 法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