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不是什么“伟大的反封建纲领”,而是要将“后来归从”的农民改造成战时打仗、平时“耕田奉上”的奴隶和工具,将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资政新篇》是洪氏兄弟为一时需要而产生的奏章,只是作为参阅性文书颁布,而不是什么“政治纲领”,而且后来又被洪秀全自己取消了;它介绍了一些外国事物,并据此作了一些建议,是当时“天京”一个突出的异数,但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在思想史上有进步意义,然而不应以此抹煞比它更早更系统地介绍外国的书籍。     

鬼化·神化·人化--就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与潘旭澜教授商榷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以拜上帝教吹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号角,也因执迷于拜上帝教而唱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挽歌,致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没能走出旧式农民战争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在洪秀全身后,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鬼化、神化和人化相交织的过程,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时隐时现,时真时假,给关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本文从几个关乎还洪秀全历史真面目的关键问题入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期能还其历史真面目.     

谣言与神化--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从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的经历来看,他充分利用谣言,将自己由一介草民神化为上帝之子,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神话地位,使自己在合法性上能与现存政治权威相抗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持神化所必须的距离感,洪秀全利用杨秀清等人作为自己与信徒之间的媒介。     

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与潘旭澜教授商榷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析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再论太平天国是否要对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责——与史君先生商榷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是不能因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以及一些极端政策,来证明太平天国应对内战造成的损失负主要责任.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原因和造成的历史影响来看,其积极意义不可忽视.太平天国不应对内战造成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对方之光、毛晓玲与潘旭澜商榷的商榷

方之光、毛晓玲因对学术动态不够了解,将潘旭澜批评太平军的两篇文章当作是整个学术界"否定农民起义"思潮的标志.他们没有看到,批评太平军、否定农民起义的不只是潘旭澜一人,而是众多的中外学者.这些学者认为,农民起义不仅没有所谓的革命性,没有推动历史前进,而且对中国社会起到极大的危害作用."否定农民起义"思潮的产生表明,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农战史专题需要改造和创新.     

太平天国要对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主要责任吗——与凤凰网《太平天国》编导商榷

由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带来的内战造成了近代中国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下有些议论因此将太平天国指为罪魁祸首,要求其对内战损失负主要责任,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在纪念太平天国运动16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内战损失的责任等问题做一简要说明。     

谁应对太平天国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责——与方之光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内战给国家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将其主要责任都归给清政府的观点是偏颇的,它不仅在为太平天国政权推卸应负的重大责任,而且无视造就大灾难背后重要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使得这样的大灾难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上重演。我们应该吸取其中深刻的历史教训。     

也谈慎刑--兼与陈松、熊建先生商榷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冤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慎刑主要针对的是死刑及笞杖罪以上的判罚,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实际操作中很难达到预想效果。慎刑与恤刑有着本质不同,而且明代的厂卫制度也并非对慎刑的监督,而是司法审判制度的一种弊政。     

监狱法升格问题的思考--兼与王志亮先生商榷

社会各界对我国的监狱立法一直都很关注,监狱法之升格也是监狱系统的美好愿望,但监狱法要升格为基本法律,其条件尚不具备,一是监狱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具备普遍性;二是监狱法律制度不够完备;三是立法不应有功利性.     

清史纂修与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对《清史·通记》纂修的几点意见

清史纂修是一件严肃的学术界的大事,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待之。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问题,要允许接纳“隔行论史”的不同观点。洪秀全并没有创立过“拜上帝教”。《清史稿》最明显的缺点是修史者的史观有问题。     

也谈袁世凯功过--与祝曙光教授商榷

袁世凯的功过是非，历史早已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祝曙光教授的文章《袁世凯功过辨》 (刊于《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以下简称“祝文”)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祝教授是在独辟蹊径，还袁氏历史的真面目吗?袁氏是与曹操“相似乃尔”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吗? 如何评价袁世凯执政期间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展 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祝文”指     

也谈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与单淮先生商榷

八七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际代表参与下召开的.八七会议有功绩亦有遗憾,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三次左倾错误于此已见滥觞.要客观准确评价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既没有"第一次实现‘主义'与道路‘本土化'的创新与结合",更不是"确立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     

也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翻译——兼评高放、郑异凡教授的商榷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撰写并且以德文发表的纲领性著作,后人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们当时的理论观点来理解、解释和翻译这一经典著作."无产者"和"工人"这两个概念在<宣言>中是完全同义和交互使用的,因此不必根据1888年英译本把<宣言>结束语中的"无产者"改译为"工人",更不能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构成的新发展为论据,把"工人"改译为"劳动者".     

也论权利不对称情况下的劳动契约运行机制——兼与梁东黎教授商榷

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受制于权利不对称,原因在于市场非人格化强制所造成的民工弱势地位和缺乏组织化,同时也在于第三方对劳动契约监督不力;而缺乏契约精神和契约意识则是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也是制约我国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因素。党和政府在监督劳动契约的执行以及倡导契约精神、唤醒契约意识等方面应承担起重要责任。     

关于转型期历史研究的思考--兼与唐德刚、耿云志先生商榷

以往中国历史研究常常忽视对转型期历史的研究.其实转型期的历史是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最富内涵,最值得着眼的重点.研究和编写转型期历史,为史学研究与编写开辟了一条新的宽阔大道.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农民缴纳"贡税"的劳动营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继温家宝总理指出,“农民如果没有了土地,他们就没有了退路,社会就很难安定。”直至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彻底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已基本上遏止了新一轮“圈地运动”。高层的亲民政策,率先落实于斯,盖因土地乃是农民的命根子使然。且不说近代以降,从洪秀全带有空想成分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反映了民主革命的成功与农民、土地的密切关系;单就苏联党轻视农业、轻视农民而导致丧失政权的惨痛后果之一而言,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认识到土地不仅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权,而且关乎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兴衰存亡。有鉴于此,本期特邀苏联史专家、中国社会及农业问题专家发表高见,以回应高层的英明决策。     

也论"绿色"与"绿色经济"--兼与石云先生商榷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开始逐渐关注生态和“绿色”,各种绿色产品、绿色企业、绿色机构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对“绿色”展开广泛的研究。由于这一领域的生产与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所以当前市场上出现的绿色产品良莠不齐,大部分是在完全不理解何为“绿色”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利润而给产品随意贴上“绿色”标签的。如此情况如不加以严格规范,将会严重阻碍真正绿色产品的市场拓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绿色”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混乱,对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求对“绿色”予以正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