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互动沟通

正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挽救了党和红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纠正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尊重共产国际的前提下,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方针政策。1934年5月,季米特洛夫被选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他正式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1935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     

张闻天与共产国际

张闻天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他早年在苏联接受教育,回国后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一度迷信共产国际指导,犯下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从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在遵义会议后,灵活变通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并对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总结,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从中央苏区当时情况看,肃反是必要的,但因指导思想的“左”倾和方法手段的错误,致使肃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一系列“左”倾指示。它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使反富农斗争走上歧途。共产国际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种错误的理论导向使中共的阶级斗争实践步入误区,并成为肃反的理论依据。二、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及其指示是导致肃反错误的基本因素。中共中央在《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认为在过去     

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一、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认识和“反修防修”的误导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     

陈云在中央苏区反对“左”倾错误的贡献

在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的前8年,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连续犯过三次“左”倾错误。经历过三次“左”倾错误的陈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注重求实,一次比一次更清醒。例如,1930年4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错估当时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五一节在全国,首先是在上海发动群众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当时担任法南区区委书记的陈云,同在沪东区的刘少奇一样,注意从实际出发,认为当时形势不具备举行飞行集会的条件,没有积极贯彻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在5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被指责为“采取敷衍的形式”,使中央的决定没有完全实现。当然,在受到批评后,陈云在有些方面又不能不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本文着重叙述他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左”倾错误的一些史实。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国共合作抗战实现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对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继续进行了较多论述、指导和帮助,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过重要政策指示和建议,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实践运用。季米特洛夫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维持和发展看作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将其置于共产国际当时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首要地位。他多次预估到国民党内的反共投降危险,提出的诸多政策性看法和建议对中共采取正确应对策略,回击国民党内部反共投降派,维护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大局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历史紧要关头,他力避抗战统一战线破裂,中共对其意见和建议择善而施,对维系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性建议和指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上的刘少奇

刘少奇一生中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有不解之缘，他曾经亲自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这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 　　早在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刘少奇就已熟悉共产国际。这年夏天，前往苏联留学的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前往旁听，见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袖列宁。他是为数极少的见到过列宁的中国革命者之一。会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 　　8年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     

论共产国际与察哈尔事变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隐居＂的冯玉祥因为强烈的爱国心和对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决定重组部队。于是他积极地召集旧部,联络中共,并争取各方的支持。在中共北方特科的帮助下,冯玉祥成功地组建了抗日同盟军。但是共产国际对冯玉祥不信任,认为他与日本人有联系,且担心损害苏联的利益,所以反对与之合作。中共＂左＂倾领导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同盟军由合作的态度转变为反对的态度。加上日本军队和南京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同盟军很快就失败了。     

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

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凭借共产国际背景而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把马列主义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虽然他在事实面前一再碰壁,但碰壁后,他仍心有所恃而坚持错误。在他的错误主张被否决后,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从失落中反省,而是纠缠于错误,责怪别人,暗中诋毁毛泽东,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     

一场何时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之争——建国之初关于山西农业合作社的争论

1951年初,在山西省委的支持下,长治地委试办了10个农业合作社.当时,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同山西省委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见.刘少奇对山西省试办合作社的批评虽然也有某些偏颇之处,但其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在今天也仍然不无启示和借鉴.     

共产国际、瞿秋白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有关档案资料,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是,“立三路线”导致中共中央与联共中央、共产国际关系紧张,瞿秋白被派回国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是以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作为指导精神而召开的,导致六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所解决的问题与共产国际事后希望它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在指向上存在错位。而本来纠“左”有功的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则承担了这种错位带来的代价,成为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尖锐分歧的牺牲品,并使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中共中央引入更“左”的歧途。     

试论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与教训

1932年春至1934年夏,湘鄂西苏区开展了四次以反“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斗争。在这长达两年多的内部肃反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和地方干部以“改组派”等罪名被错杀。出现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一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是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错误指示直接影响着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工作。表现在: 第一.不能实事求是地估计苏区的阶级斗争形势与党内状况,盲目要求并错误指导湘鄂西苏     

试论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这一策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也充分考虑了留守苏区的部署问题,明确了留守苏区部队在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与保卫苏区中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的详细指示与中共中央的周密考虑下,中共中央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文章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新公布的史料,试图说明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为了使各苏区能坚持游击战争与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对苏区做的安排部署可谓缜密。     

试论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这一策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也充分考虑了留守苏区的部署问题,明确了留守苏区部队在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与保卫苏区中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的详细指示与中共中央的周密考虑下,中共中央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文章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新公布的史料,试图说明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为了使各苏区能坚持游击战争与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对苏区做的安排部署可谓缜密.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世记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刘少奇遂于3月18日离开有＂小延安＂之称的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经西安返回延安。     

刘少奇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世记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刘少奇遂于3月18日离开有＂小延安＂之称的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经西安返回延安。     

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传奇

1942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山东滨海检查指导工作。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地都在临沭县朱樊村,刘少奇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听取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工作汇报,并对山东的抗战工作作了指示。7月底,刘少奇准备返回延安,鲁南军区就把护送刘少奇通过敌占区的任务交给了鲁南铁道游击队。     

“国际路线”影响下的宁都会议——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谈起

1930年,为了使中共对中国革命的忠诚与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统一起来,共产国际决定对中共的立三路线加以批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开始从组织、思想等方面坚决贯彻国际指示,国际路线在党内逐渐被神化,并成为统一党内意志的最后选择,而那些对国际路线表示怀疑、不赞同、不积极拥护以及不坚决执行的党内同志则往往遭到残酷的打击。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时而让步,时而坚持自己对军事发展方向与战略方针的认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与所谓的国际路线保持一致,从而导致在宁都会议上被排挤了在军队的领导职务。     

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是暂时的工作部署——共产国际“以农村为中心”指示再评析

共产国际在1930至1931年对中国革命确实做出了很多"以农村为中心"的工作指示。但这只是暂时的工作部署,而不是根本的指导思想。因为共产国际做出这些指示主要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在思想上没有牢固坚持,执行时表现出动摇,存在时间太短。     

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是暂时的工作部署——共产国际“以农村为中心”指示再评析

共产国际在1930至1931年对中国革命确实做出了很多"以农村为中心"的工作指示.但这只是暂时的工作部署,而不是根本的指导思想.因为共产国际做出这些指示主要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在思想上没有牢固坚持,执行时表现出动摇,存在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