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

互联网法院借助互联网技术审理特定类型的涉互联网案件,以全流程在线办理为原则,改变了诉讼行为发生的时空条件.互联网法院在现阶段面临的程序法困境主要包括设立依据有违法定法官原则、管辖范围的界定不够妥当、在线庭审的规则创新冲击民事司法之基本原则、诉讼规则忽视对当事人处分权和平等权的保障等方面.从立法上明确互联网法院的试点法院...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法院建设中实践运用与前景展望

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智慧成果,但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逻辑方面与既有实践成果之间尚未实现科学衔接,智慧法院建设还存在着实践应用不充分、系统融贯性不畅和在线诉讼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法院建设中实践运用的基本方案是,在"人工智能+司法"的格局之下,借助数字孪生、拓展现实、隐私计算、情感计算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拓展智慧法院建设的实践运用;在运用前景上,以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指导智慧法院4.0建设,特别是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智慧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融合推动智慧法院内涵发展,以此推动司法理论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诉讼需求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通用技术与专有开发深度融合,为智能时代中国智慧法院建设提供技术机理和法理结构。     

打开群体诉讼之门——由“三鹿奶粉事件”看群体诉讼优越性的衡量原则

“三鹿奶粉事件”为研究群体诉讼优越性衡量原则提供了极佳范本。其对我们的启示如下：第一，增强代表人诉讼的可操作性。在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增设优越性衡量机制．对程序耗费、诉讼成本、法院资源、当事人人数及地域分布有无信息技术难题、通讯难度等要素给予充分考虑．在遵循节约司法资源、接近正义和矫正被告行为等原则．均衡各要素基础上做出是否启动程序的决定．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挑战与回应:法院改革目标之定位

为了回应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及其带来的挑战 ,法院改革目标应定位在 :构建为法官进行自主性判断提供保障的权威性司法体制 ;造就具有较高的司法理性水准的专业型法官队伍 ;形成尊重法官司法职业理性的法官中心型内部管理机制 ;建立对审判权进行合理的限制与约束的责任型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 ;探索合理配置诉讼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市场型与福利型相结合的诉讼机制。在实现法院改革目标过程中 ,建构理性和进化理性同样不可或缺。     

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微小权利受到侵害而需要救济的情形相当频繁,但民众由于种种原因放弃维权或权利得不到救济的情形却数不胜数,法院也面临着巨大的审判压力。当前我国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已确立了小额诉讼制度,小额诉讼程序成为了成功解决小额诉讼纠纷、实现司法公平、兼顾司法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司法制度完善不可或缺的部分。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应当体现公正和效率并重的现代司法价值理念,小额诉讼不仅提供给公民平等的机会以"接近正义",而且有利于司法效益最大化、符合费用相当性原则,体现了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思想,使普通人更容易、简便、高效地保护自身权利,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发挥了法律的巨大功效。     

以融合正义重构人工智能司法的逻辑

我国的人工智能司法发展具有明显的突变特色,缺乏足够的制度和理论调适,广泛应用会带来司法逻辑的内在冲突。司法的社会技术特性和人工智能的自然技术特性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为我国人工智能司法广泛应用提供了工具理性基础。但人工智能介入司法会带来原有社会黏合基础改变,无法完全应对司法过程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因素,并且会因为技术竞争带来新的不正义。需要扩展法律正义的蕴含,将法律正义的纯粹道德内核扩展为功利-道德内核,将司法从社会技术转换为技术-社会技术;在司法结构上设置技术-社会的双重竞争性机制,以维护基本的演化平衡;通过技术-社会互动的重构实现人工智能介入后的融合正义司法模式。     

论民间调解组织之重构

一、重构之必要性。法院属一种严格的制度性存在。正是这种严格的制度性存在决定了司法所输出的正义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正义、程序正义。程序固有其价值,然而凡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司法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所伤及的往往是实质正义。民间自治自决式的纠纷解决方式所侧重的实质正义,然而由于自治而不能自足。自治如被强调至绝对程度会出现社会松散和解体的趋势,导致国家难以及于社会,使“上下二层皮”、“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怪圈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挥之不去。域外诸国应对这一难题的措施是二者的相互独立与融合。一方面在保持诉讼程序的传统风格,维持诉讼程序的严格形式理性同时,将以实质理性为特征的调解、仲裁引入法院,使调解、仲裁过程中的交易行为获得司法     

试论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及其异化初断

刑事诉讼参与原则是理性司法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程序正义理论的必然要求，具有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维护诉讼民主与程序法治，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功能。应当以对程序参与原则的重新认识为契机，将其贯彻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之中，调整侦查、检察机关和法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主体地位结构，以促进法治和保障人权。     

云上见开启在线诉讼新纪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通知,灯全国法院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诉讼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加大在线诉讼推进力度,探索建立一整套在线诉讼规则体系,全面优化升级信息系统,柘展在线诉讼服务功能。这不仅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更是有力地促进了人民法院互联网司法建设迈入新阶段,实现互联网时代司法模式的深刻转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统一部署,各级人民法院应时而动,顺势而为,积极履行审判职能,推动在线立案、在线调解、在线庭审、在线送达多点发力,确保疫情期间审判执行工作及时稳妥有序开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在线司法经验和习惯,也正式为互联网司法不断转型升级的坚实基础。     

论传统司法规律在数字时代的发展

数字时代和智能社会是司法制度发展的新场景,而司法制度的理论支撑——司法规律(在法律范畴内体现为司法原则)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旧有问题依然存在,而新问题不断涌现。尽管司法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司法规律的内涵,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以“智慧法院”建设为研究场景,针对在线诉讼、司法智能化、互联网应用中遇到的新问题,特别是审判独立、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司法民主、司法效率等主要原则受到的冲击,依托司法改革的成果,对上述原则在数字时代的内涵、表达、作用形式、困境及出路进行系统分析。即使在数字时代,传统司法规律的基本论断依然成立,但又需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实践情况。     

我国民事司法多元化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为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亟待对级别管辖、审限、举证期限、鉴定、诉讼义务等规范进行修订,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司法多元化、电子化和专业化的改革。有效的司法管理可以促进民事司法高效运转。但民事司法不是服务。为了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要求,未来应当反思"司法服务论"的观点,并调整诉讼效率、当事人满意等考核指标,转而维护法官法定、武器平等、直接与言词等诉讼原则。尽管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尤其是在线调解机制具有积极意义,但司法的未来仍取决于诉讼而非调解。司法多元化的改革,仅意味着司法由两大支柱体系转向由诉讼、公证和调解构成的三大支柱体系。在"纠纷预防胜于纠纷解决"的政策指引下,对我国公证进行电子化改革亦刻不容缓。     

互联网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发展前瞻

互联网司法是信息化浪潮下互联网与司法融合发展的产物,是"司法互联网化"和"互联网司法化"双重过程的结果.与传统司法相比,互联网司法呈现出诉讼活动在线化、当事人账号化、诉讼规则现代化、法院电子化、审判智能化、网络治理司法化等新特征,并跨越了技术、组织、程序法、实体法等不同领域,需要重构具有自身特点的法理基础.未来,互联网...     

反思司法潜规则

司法潜规则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具体表现为自由裁量权过大;无原则的量刑迁就;侵犯人权的诉讼拖延;变相放人的监外执行等等。其产生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程序正义的忽视;转型时期司法权力的异化;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今天的司法正义是潜规则下被扭曲了的正义,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树立司法权威,加强程序法制;加强司法监督和权力制约;加强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 ,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威等。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 ,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等     

司法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

以无罪推定、程序正义为标志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与被告人具有相互对立的诉讼立场的基础之上。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这种对抗性司法不具有存在的基础,国家与被告人具有进行诉讼合作的可能。在此前提下,国家追诉机构与被告人经过协商、妥协而进行的诉讼合作,具有"协商性公力合作"的特征;被害人与被告人经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则属于一种"私力合作模式"。相对于对抗性司法模式而言,合作性司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框架,那就是实用主义的利益观、建立在诉讼合作基础上的司法正义观,以及独立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第三种法律价值观。     

司法确定力的形成逻辑

司法确定力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密切相关的,宪法对法院的独立地位以及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和发展法律的功能定位,是司法确定力的权威渊源;司法确定力来自于司法的管辖权威,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受理案件,运用法律知识、司法理性和司法经验,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权威判断,为司法确定力提供了前提;司法确定力源于司法的整合权威,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立法时的民意与法律适用时的民意、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建构了司法的整合权威,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司法确定力依赖于裁判的执行权威,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文化意识和国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威能量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强的保障。     

“平衡计分卡”：司法人力的资源配置与绩效评估——以人力资源管理带动法院文化建设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司法是一种向社会提供＂正义＂产品的活动。法院作为司法系统的终端,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司法资源向社会提供司法正义产品的社会机构。在特定时间内,每个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是相对稀缺和有限的。要处理＂司法资源稀缺＂与＂司法需求激增＂之间的矛盾,必须合理配置法院人力资源,整合人力资源结构,促进法院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为什么称《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司法审判在两大文化中的意义比较

基督教文化重视以审判方式实现正义 ,因此能为世俗的司法审判程序奠定基础 ;基督教中包含的人本主义基质 ,可能为法律程序的人道化提供精神资源 ;人的原罪以及需要上帝救赎的观念可能支持诉讼平等 ,即控辩双方平等以及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平等并由此而产生“同侪裁判”和平民陪审。基督教戒律严禁伪证直接支持诉讼诚信。实现现代法治 ,需要从世界文明中吸取养分     

刑事速裁程序:让公正与效率并重

近年来,随着轻微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大量纠纷以诉讼方式涌入法院,为刑事审判工作增加了不少压力。为了提升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解决当前司法资源稀缺的现状,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d成为一沖必然趋势。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法律在简易程序领域作出的重大努力和突破,在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程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略论司法审判之行政化——以刑事审判为视角

司法审判是公民个人为权力而斗争的舞台，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但我国的司法审判却带有行政化倾向，这不仅与我国传统的司法体制行政化相关，也与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审判方式及诉讼理念密切相关。若要使我国的司法审判走出行政化的困境，不仅应该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还应当以现代诉讼模式的构建来实现我国司法审判的中立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