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中美经贸合作竞争新态势及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总体上稳定向前发展。目前,中美经贸合作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双边贸易和投资稳定扩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地方层级合作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治理协调合作加强;另一方面,经贸摩擦成为新常态,规则之争成为新焦点,美方经贸问题政治化有新表现,营商条件之争趋于激化,新产业竞争拉开帷幕。未来中美经贸发展的基本走势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是主流,竞争是支流,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波动中稳步持续发展。中国应顺势而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新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局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应以"共享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新的合作框架,而不是以"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进行竞争或对抗。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越关系的新走向及中国的应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竞争正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近年来,日越关系的不断走近,不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推向新阶段,并出现了推动发展双边战略关系、日本强化政府开发援助的意识形态作用、持续深化“维和”合作、强化“供应链安全”领域合作,以及聚焦新兴领域合作等新走向。这一新走向以强化日越关系为主线,并展现出以安全利益诉求为根本基础、以经略对美国关系为主要支点、以促进经贸合作为基本动力等特征。尽管该新走向存在非等距结构难以化解、经贸合作存在人力资源缺陷、悬殊经济财力难支和双边人员交流不足等问题,但引发了多组双边关系复杂化、东南亚地区成为大国竞争新场域等影响。为此,中国应在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战略研判,聚焦中美竞争实施战略谋划,加强中越关系,以及发挥东盟多边机制作用等方面予以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分别表现出欧美合作高于中美和中欧合作、中欧合作超过欧美和中美合作、"浪漫三角共处"、美中联手使欧盟被边缘化等不同关系形态,并揭示出其总体的合作性、局部具体问题上的竞争性以及动态变化等特征.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美欧碳关税合作动向、动因与影响

欧盟提出碳关税调节机制后，起初美国并不积极，且多有质疑和批评。然而，近年来，美欧在碳关税问题上开始走向合作。美国转变了对欧盟碳关税调节机制的态度，国内相关立法活动异常活跃，推出了“清洁竞争法案”，而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在加快审批程序，即将落地；双方频繁互动磋商，协调立场；推动创建国际碳俱乐部，谋求建立西方气候联盟。美欧合作加速推进碳关税合作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掌控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挤压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美欧碳关税合作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全球变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新趋势

经过70年的长期合作与磨合,中日经济关系已然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但仍然存在相互投资不均衡、非理性竞争加剧等问题。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作为主要参与力量,中美日的大国关系变化也将影响中日经济走向,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在改变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另外,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天地;中国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需要借鉴日本经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整体来看,近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发展,中日两国也将在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共同应对老龄化等前沿、重点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在全球变局下,中日经济关系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仍将保持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     

俄罗斯对中美5G博弈的认知及应对

在美国不断拉拢盟友与伙伴国家打压中国5G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等重要第三国在中美5G博弈中的作用凸显。俄罗斯对中美5G博弈的看法与态度是分析俄罗斯战略认知与对外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本文在分析俄罗斯关注中美5G博弈原因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俄罗斯对中美5G博弈的态度及应对之策。在俄罗斯看来,美国打压中国5G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科技霸权与全球霸权,这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并可能造成科技体系的两极化。目前虽无法确定中美两国谁将从5G博弈中胜出,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美5G博弈将促使中国加快实现高科技领域的自给自足。面对中美5G博弈,俄罗斯并不打算选边站队,其基本态度是保持观望、强大自身。为避免在5G发展领域落后于中美两国,俄罗斯也加入了5G开发行列,但就实际情况来看,俄罗斯的5G开发面临不少困难,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中国作为5G发展领先国,应与俄罗斯加强相关合作,共同反对美国的科技霸凌。     

美国“长臂管辖”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在美国引领下开启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并随着全球化加速而进一步发展。然而,既往这些全球经济治理成果始终与美国霸权相绑定,美国从思想、立法、结盟、武力与货币等多方面赋予自身在关键时刻进行“长臂管辖”的能力。伴随着美国霸权衰落,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上升,美国为护持霸权,倚仗上述既有优势,大肆开展“长臂管辖”,严重挑战全球经济治理所依赖的平等共识、规则制度、政府间合作、各方互利关系。以欧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也因此对美国“长臂管辖”予以反制,但效果不佳。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再度凸显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长臂管辖”的威力与危害,中国有必要将坚决反对美国“长臂管辖”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相结合,提升战略认知水平,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与客观限度,同时加强多方政治互信,推进制度型改革开放,在金融等领域寻求国际社会最大限度的改革认同。     

美欧对RCEP的地缘经济认知及其政策调整

从谈判到签署,RCEP背后不仅蕴含成员国之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更牵涉到美国、欧盟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政经利益.美国将RCEP视为对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威胁,为此可能调整亚太政策,加强高新技术发展,通过共同价值观联合盟友,巩固其霸权地位.欧盟将RCEP视为全球经济权力结构改变的象征和RCEP成员国支持多边主义的信号,未来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合作的同时可能开展制度竞争,与美国谨慎联合,大力提升内部产业及技术标准,实现所谓的"开放性战略自主".为推动RCEP顺利落实,中国应洞悉美欧的利益关切和政策调整方向,通过价值链调整与国际制度合作引导建立中美竞争性合作关系,推进与欧洲合作,从而在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相继凸显.持续增长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一度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矛盾.由于中国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博弈加强,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在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需要管控分歧、促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发展,因此,务实合作成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

2022年5月日本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拓展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保障重要商品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及实现社会数字化转型。日本可通过深化与IPEF成员国合作获得短期收益,但IPEF本质上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建立的经济合作构架。长远来看,日本加入IPEF不仅会阻碍中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区域合作,挤占中国全球进出口贸易份额,加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竞争,而且可能迟滞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有鉴于此,中国应认真研判日本加入IPEF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构筑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日益频繁,并已取得重要进展.本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气候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中美气候合作的主要特征,考察了影响中美合作的深层原因,探讨了中美气候合作对全球气候制度构建产生的可能影响以及两国气候合作面临的挑战.本文发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经历了不断拓展、深化的过程.当前,中美两国合作具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围绕联合国谈判的核心要素达成共识;第二,聚焦主要排放源务实开展功能性合作;第三,“包容性”合作重在吸引地方和私人部门.中美气候合作增强的原因不仅在于以国家形式呈现出来的共同利益,更取决于关键利益集团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是适应世界各国广泛构筑气候联盟的大趋势.中美两国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其影响逐渐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两国开始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强有力的“共同领导者”.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