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6岁腐败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26岁腐败现象”的实质就是腐败群体的年轻化倾向,它表明腐败已渗透进青年群体。“26岁腐败现象”和“59岁现象”以及“39岁现象”的先后继起和同时并存,表明腐败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年龄层次。“26岁腐败现象”既与我国当前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干部政策中存在的局限有关,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本文从腐败青年主体的腐败机会、腐败动机及腐败后受惩罚的危险性三方面,对其进行了原因剖析。     

保持对腐败的痛感

如果一个民族对腐败整体适应,习惯了在腐败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如果腐败已经渗透到公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民族未来将何去何从?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腐败的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类型都没有关系,而与国家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腐败,腐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对政府进行准确定位,防止政府因错位、越位而导致权力腐败。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腐败治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反腐与主义

<正>反腐败得民心,顺民意,在共识稀缺的当下,反腐无疑是最大的共识。但"腐败"一词的含义不够清晰。腐败的界定可以非常宽,它的原初含义是粮食变质腐烂(出自《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引申为事物从原本纯洁的状态发生蜕变(英文Corruption亦为此意),在日常用法中,朋友一起吃个饭也可以说成"出去腐败一下";另一方面,腐败的界定又过窄,与贪污、受贿、挪用公     

中国20世纪90年代腐败根源研究的新进展

腐败根源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理论界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当多的学者加入到腐败根源的探讨中,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将十年来的研究情况介绍如下.     

沈阳腐败窝案浮出水面

这种政府高级官员和暴力型黑帮结合的腐败,无疑是所有腐败中最危险和最可耻的。现在,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新政开始了,但愿这是久旱之后真正的甘霖。     

时代精神与制度重建

时代重负在公共事务中,如果唯利是图取代了公共精神,腐败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就会成为社会最大的公害。权力和金钱的双人舞,给当代社会造成的后果已越来越令人不安,它正在尽其所能地把各种公共关系、商业往来、人际交往都吸纳和包容到由权力和金钱建构的互动体系之中。打击腐败使一种形式的腐败有所收敛,而其他花样的腐败又冒了出来。发生在权力领域内的丑恶行为已远不能用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来进行定义了,它涉及人类道德不能容忍、良知不能容忍和法律不能容忍的大量事实。一些腐败官员的荒淫无耻已经无以复加;为了限期完成侦破任务使用野蛮的…     

80.6%的警示

为何高官腐败案发多因“牵连”?最近,笔者认真阅读了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的报告。这份对副部级以上高官腐败案件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其中,最令人注意的一个数字是: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根据举报查处,有1件因投案自首而成案,还有1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被发现。 80.6％在统计学上属于“大多数”范畴,这就是说,当今大多数高官腐败之所以能被查处是由于“牵连”之故,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学术也能“买断”?

如果一个有钱的单位买断学术刊物的版面、暗箱操作,其学术标准必然大打折扣,在官学双栖的体制中,这必然变成官员造假、谋私、甚至行贿的旁门左道。这种高级腐败的危害甚烈,远胜一般腐败。     

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腐败随着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多,市场因素的渗透而日渐严重。造成苏联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腐败认识的局限、在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市场因素的渗透以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论腐败行为的法律控制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腐败不断滋生蔓延。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主要表呈现出腐败行为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腐败行为主体职位从低到高延伸、腐败行为集团化、被迫型腐败行为方式等四种趋势。因此,要从财产申报、补充《刑法》进行立法控制,从提高反腐败人员的素质、加大查处力度、严格确保执行到位等方面进行执法控制,从加大反腐机关的独立监督权、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等方面进行监督控制。     

腐败:全球恶魔

腐败已经影响到全球发展,但是界定腐败的路径多种多样,让人迷惑不解。可以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腐败现象,将腐败视为社会网络中的复杂社会交换。投入时间或资金的人,共同结成联盟,形成社会资本,其投入也会带来相应的回报。越发达的国家,腐败越隐蔽,需要长期的信任、互惠和可供执行的准则才能实现。在国际上,治理腐败的规范趋向统一。反腐败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由法律(而非道德)来界定腐败,从规制罪犯转向规制犯罪。     

国外注意建立健全“不敢腐”的监管机制

<正>当前,世界各国虽重视腐败监管工作,构建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监管机制,形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高压线",但是监管不力、腐败丑闻迭出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深入研究国外加强腐败监管机制的做法及其不足对中国构建严密、有效的腐败监管机制不无参考意义。一、基于政治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制度性腐败监管机制,遏制腐败寻租空间越老古等共产党执政国家多将反腐确定为国家战略,坚持党对反腐工作的领导,形成党、政府、司法、军     

南欧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

南欧国家一直是欧洲国家中的腐败"重灾区",政党融资、利益冲突、财产申报以及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普遍比较严重。不同国家还有各自突出的腐败问题,如腐败与有组织犯罪问题、医疗系统腐败与逃税问题、城市建设领域的腐败等。为应对挑战,南欧国家积极推进反腐败机构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实施新举措,但经过多年治理后腐败状况仍不容乐观。反腐败法律碎片化、对举报者保护不足、对利益集团监管不到位、媒体自由度偏低,以及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是其反腐败战争中的主要障碍。     

反腐突围

腐败处于高发期,这个基本判断并没有新意。奇怪的是,人们很少以腐败的易发多发为前提讨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毕竟,长时间易发多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腐败的普遍化。这一点是让人尴尬的。首先必须要提出的一点是,一起腐败事件虽然是个别人得了好处,但普遍化的腐败却恶化了整个官员群体的生态环境。多少官员倒在了自己打拼出的、对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益处的政绩上,多少官员想安然退休、平稳着陆而不得,又有多少官员在反腐风暴中"中枪",但内心却有不甘:出问题的那么多,为什么需要作出牺牲的是我?更具讽刺的是,腐败形势越是严峻,"官德"的调门唱得越高,这更加剧了官员群体双重人格的分化,进一步恶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双轨(说一套、做一套)。     

警惕腐败新变向

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和基本特征,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沉淀最为深厚的文明古国之一,在     

如何让“流动”创造“廉洁”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在简单意义上,让官员流动起来,显然有利于遏制腐败,特别是那种盘根错节的集体腐败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朝廷”腐败。但流动并不必然导致廉洁,流动不是廉洁的充分必要条件,正如清水衙门照样能养出肥贪,一路流动一路腐败也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频繁无序的流动,有可能陷入“为治腐败而治腐败”的陷阱。假如官员于地方发展的正面效应完全可以置之不问,“无政府”岂不是更好吗?要发挥官员的正面效应就必须有一定的任职期,而要遏制腐败又不能使这个任期过长,那么,其中的“度”该如何把握?显然,上级政府只能制…     

中东欧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腐败相关理论适用性探析

进入转型期后,中东欧国家的腐败状况并没有因为引入"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而呈现趋好态势。总体而言,公共采购和医疗是中东欧国家腐败的集中领域,而高层腐败和司法腐败严重则是其重要特点。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引入"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建构"清廉国家"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在法治程度良好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有利于打击腐败。若法治环境恶劣,民主制度反而容易引发腐败。撇开背景因素,将计划管制或自由市场的任一方归结为腐败的根源性因素都是不妥的,相对于政府支出的规模,政府支出的类型更应该得到关注。真正对反腐败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是法治程度,改善法治环境是打击腐败的关键点。     

回到司法改革的真问题

完全依赖上级监督非但不能消除腐败,而且只能改换腐败形式并将产生新的更大的腐败。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迸行了10个年头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     

控制腐败的域外借鉴——从2009年清廉指数排行榜谈起

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肿瘤，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权力污染、信用污染和环境污染被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而其中腐败又是与权力有关的最大污染。控制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从国外廉洁制度和国家控制腐败的措施入手来探讨全球腐败控制的基本要素，可得到许多启示，并更好地借鉴他国经验，促进和完善我国控制腐败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