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益事业民营化存在问题分析——以公共性为研究视角

公益事业民营化是将民间资本和竞争活力、企业精神和市场理念引入到公用事业领域,是一种新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政府治理模式,是我国公益事业改革的主导方向。在我国,公益事业民营化已初步显示了新的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带来了某些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公共性的研究视角出发,以公共利益是否得到实现和维护为标准来审视公益事业民营化,不难发现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益事业民营化引发的公共利益受损、公共价值危机、政府职能缺位、新的社会问题等四个方面。     

城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的公共性检验——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道路拥堵治理首先是一个涉及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拥堵治理符合公共性的价值原则是破解政策实践难题的关键。在阐释公共性概念和考量维度的基础上,检验武汉市道路拥堵收费政策的公共性,其结果是武汉市ETC拥堵收费政策的公共性程度较弱。为此,政府在城市道路拥堵治理问题上,应该以公共性为行为标准,充分提供市民协商的舞台,确保协商过程符合公平、公开、利益共享等价值原则。     

政策公共性缺失的原因分析——从系统组成元素角度

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权威性的关键和政策评估的根本标准,是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但现实的政策过程中,政策公共性缺失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本文从政策系统组成的角度分析政策公共性缺失的原因,以期为相应对策的选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路。     

延迟退休对我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逐渐来临,延迟退休年龄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应对策略,西方国家延迟退休年龄初衷是为了增加劳动参与率,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财务状况的可持续性挑战才是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主要动因。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缓解养老保险财务状况的初衷不应覆盖延迟退休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制度的实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否则,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将直接导致这项政策的实施不仅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将从负面影响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文中就延迟退休政策制定之前对其可能对国民就业产生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供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时参考。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城镇居民对延迟退休的态度调查——基于G市的调查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国开始着手将延迟退休政策提上日程。然而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各类争议直接导致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文章通过对G市城镇在职居民的简单随机调查,来了解城镇在职居民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真实态度。结果表明,不同职业群体、年龄群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关注点并不一样,我们应该根据不同人群不同的关注点找出化解矛盾的方法,减少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阻力。     

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以法国的农业社会保障为例

当今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席卷我国,对我国人口八成的农民来说,怎样处理好老龄化对未来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是关系到中国的建设大局的。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之后,具体介绍法国的农业社会保障,以次对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政策建议。     

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分析——以燃油税改革为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博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得出出现政策执行困局是因为在中央与地方博弈过程中形成了不执行,不惩罚或不执行,惩罚两种博弈均衡;结合制度环境和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分析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行为出现的原因;根据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地方政府在政策响应过程中的政策试点分析——以厦门推动“百姓富、生态美”战略为例

厦门在响应省委省政府制定的“百姓富、生态美”政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厦门发展模式,从政策试点出发,坚持顶层设计,做好政府规划与配套改革,并结合地方资源优势,构建适合“百姓富、生态美”的产业模式,还通过共同缔造活动,推动社会治理改革,激发公众共同参与。厦门的政策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否具有可推广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基层组织建设、公共性生产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天津市A村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构成,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社区社会公共性内生动力不足和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失衡的双重困境;建构反应灵敏、结构均衡、灵活高效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是有效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性匮乏的关键,但当前对基层组织增进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性发展的过程分析尚不充分。通过对天津市A村的个案剖析发现,应在整体性治理理念指导下确立以居民需求为主导的分散决策原则,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同时以多层次多中心的居民组织发展为基础,建构蜂巢状的社区服务供给结构,培育社区公共空间、社会资本和居民公共精神。     

我国居民消费特征及促消费政策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最终体现,是牵引供给优化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但近年来,受新冠疫情频发的反复冲击影响,消费增速呈现放缓态势,尤其是在面临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压力的国内大环境下,消费趋弱的迹象更加明显。为此,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政策措施。本文以成都为例,在剖析当前消费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其他城市消费政策,总结政策出台的理论和现实逻辑,结合成都实际提出促消费的建议,以期为成都乃至全国各地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消费政策提供支撑。     

中国“政策试验”研究:议题、意义与展望——以政策过程为中心视角

当前,中国关于政策试验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试验的类型、过程和功能等三个方面。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政策试验研究不仅能有效刻画中国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而且还能补充扩展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谱系。政策试验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需要从立场客观化、内容精细化、方法多元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拓展。     

论惩罚性违约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界定——以物业服务合同中的“滞纳金”为分析样本

当前拖欠物业费案件中,司法判例对于滞纳金本质和性质的认定仍未明晰、统一。物业费滞纳金本质上系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司法实践对滞纳金的违约金性质或者说类型却闪烁其词。延伸到其他合同领域,惩罚性违约金这一提法也极少出现在生效判决中,这或许缘于现行制定法上并无惩罚性违约金这一概念。但是,惩罚性违约金作为固有意义上的违约金,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名。从其内涵出发,惩罚性违约金的界定可以通过四步走来进行甄别。违约金性质的二元区分应当成为违约金制度的立法出发点,同时也应当是违约金司法干预机制的指导原则。     

论惩罚性违约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界定——以物业服务合同中的“滞纳金”为分析样本

当前拖欠物业费案件中,司法判例对于滞纳金本质和性质的认定仍未明晰、统一。物业费滞纳金本质上系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司法实践对滞纳金的违约金性质或者说类型却闪烁其词。延伸到其他合同领域,惩罚性违约金这一提法也极少出现在生效判决中,这或许缘于现行制定法上并无惩罚性违约金这一概念。但是,惩罚性违约金作为固有意义上的违约金,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名。从其内涵出发,惩罚性违约金的界定可以通过四步走来进行甄别。违约金性质的二元区分应当成为违约金制度的立法出发点,同时也应当是违约金司法干预机制的指导原则。     

商标在先使用之范围界定——以“陆虎”商标案为例

“陆虎”商标行政确权案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商标法》第31条规定,即：“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中“使用”一词的内涵。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公共行政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行为分析——以一项集资政策为例

在一项公共集资政策出台后 ,制度的相关主体在这一项政策面前 ,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这一项政策在制度决定者和制度接受者的互动与博弈中 ,发展成为一系列的政策 ,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有可能影响制度中的各主体的未来行为往不同路径演进。     

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论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以3Q之争为例

腾讯-360案被称作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第一案,对该案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判断腾讯公司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起点。以腾讯公司、360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自身特殊性决定了该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不同于传统方法。透过广东省高院对3Q之争做出的判决,可以发掘传统替代分析法在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中的不足,借助双边市场特性创新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思路和方法是极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