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追诉、保护、教育、监督相结合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未成年人犯处于儿童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其生理、心理都处于成长期。未成年人犯罪，这是处于成长期孩子的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为了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在司法上的特殊对待，各国普遍建立了区别于成年犯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其中最为重要的《刑法》、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急速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原则进行分析,探究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程序的构造及完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少年)是指十八周岁以下的人。未成年人犯罪涵盖在青少年犯罪之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已多有论述，不再重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自然也受刑事诉讼法的根本性约束，它的特殊性并不外在表现为单独的法律程序规程，即在刑事诉讼总的原则规范下有其自身的构造。就诉讼程序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实践程序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理念

本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探讨其得与失,提出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不仅要重视犯罪,而且要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前的其他不良行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体现早发现、早预防、综合治理、教育、保护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妥善处理惩罚与保护、改造与教育的关系,把握适当的度。     

浅谈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儿童权利保护

随着国际、国内儿童权利保护以及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与进步，我国各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正在进行着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昆明市盘龙区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试点，它力图从程序到实体，在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上，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2002年6月，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与救助儿童会共同启动实施盘龙区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法律、法规，并参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我国刑法加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前度探寻

加强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在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性质、侵害方式、归责原则、诉讼机制、赔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处罚嫖宿幼女、猥亵未成年人以及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淫媒活动,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竖起了坚实后盾。但我国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在保护方式上过度依靠刑事处罚,在保护主体上存在着儿童、幼女、未成年人等法律混乱的现象;在保护力度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保护观念上对一些性侵害犯罪还存在优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思想。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是一项联动工程,刑法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可以借鉴域外多数国家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予以严格     

《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被害人是与刑事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并对案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诉讼当事人,无论从保障人权还是从健全法治的角度看,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保护。本文从《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概述入手,列举了被害人当前拥有的具体权利,分析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被害人权利完善的构想,旨在为《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体系构建提供思路与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心理学审视

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上存在着一体化和独立化两种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独立化。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差异性是其独立化的前提，惩罚负效果的扩大化是其独立化的基础，未成年人心理发展尚未定型是其独立化的关键。我国应倡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以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     

让未成年人看见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思考

我国已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两法”），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也各自制定了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办案规则和审案规定，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试结合笔者的办案体会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未成年人权利保护

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社会复杂与多样性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也在渐渐强化。未成年人没有作为成年人那种有抵御外在伤害的能力。对于抵御当前社会风气的能力不足,很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造成违反纪律、违法行为和其他有害行为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对于未成年人的进一步保护,不仅仅在国内,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共识。在青少年成长发育的的过程里我们需要保护他们免遭受到来自社会的不良侵害,不仅仅是家长学校的职责,社会以及法律部门也应该重视起来对其进行权利保护。因此研究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不仅可以为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提供一定保障,更可以维护社稳定,保障社会治安和谐,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匡谬

我国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但目前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存在着刑事政策理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方面的系列误区,因而大大减损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应有效果,亟需匡正。一、 刑事政策理解误区匡正大家知道,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力求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感动、转化未成年犯罪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减少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英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中，笔者以英国2002年7月的白皮书《全面公正一一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司法的中心》(下称《全面公正》)为线索，从两种观点、两类措施入手试构建对英国刑事被害人的立体认识，期冀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研究、权利保护及其立法有所助益。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未成年人’及其“已然之罪”上，应该体现“提前干涉”和“向后延伸”的特征，其所针对的行为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还包括了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法，需要从总体刑事政策、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处遇政策、诉讼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并需要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全国各地试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选择,有助于减少刑事诉讼的时间和资源成本,将该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也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我国《刑法》中,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相比享有特别从宽待遇,这一原则旨在更好地保障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刑事政策是应当依法从宽而非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再思考

检察机关在待命批捕权，公诉权，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如何在有力打击犯罪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之间权衡，以达到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同时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本文从示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入手，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就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双重保护”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

“双重保护”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固有矛盾间取得平衡，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运用批捕权、公诉权、严格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改革检察工作方式，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实现“双重保护”。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