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在考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时,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核心,其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虽然面临许多挑战,某些领域的安全形势相对复杂、严峻,但总体可控,维护安全并未超越发展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中的北极通道安全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在加快,经济上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政治影响力继续稳步提升,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同时,相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程海空军力量同样今非昔比;随之而来中国的利益也向海外不断扩展,国内资源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在实力与利益扩展的同时,相应的利益维护,特别是基本的安全需求也必然增加。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又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新的《国家安全法》涉及总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太空、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等"战略新疆域"的安全保障需求被纳入进来。其中作为"极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北极地区特别是北极通道的安全对中国总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攸关中国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与生态安全等问题。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北极地区总体安全的维护中去,以多种手段确保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进而维护中国的总体安全,并让北极通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及其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空前丰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家安全风险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安全是与风险相对、相关的概念.在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风险是低度复杂与不确定的;在后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风险是高度复杂与不确定的.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国家安全面临着系统性风险的挑战,难以用工业社会的还原思维和控制手段加以解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是系统性或曰整体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采取治理模式是应对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新丝路”的能源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如何获得足量、稳定与长期的能源供应已经成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难题,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巨大挑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国内国际安全新形势,适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能源安全在“新丝路”建设中至关重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应该从国家、企业与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规划设计相关战略策略,以保障“新丝路”的能源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虚假信息日益泛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足,且充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甚至成为西方操纵的舆论武器。实际上,虚假信息作为新兴的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特征,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种新生现象。虚假信息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严峻挑战,危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将这一危害暴露无遗。虚假信息的泛滥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的原因,也受信息技术及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当前,虚假信息政治化倾向严重,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强化虚假信息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风险。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四十年: 回眸与展望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10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挑战与对策（英文）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CEE countries constitutes a new growth driver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EU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in in China's all-round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In this respect,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future is bound to face challen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南沙争端的国际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续）

南中国海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交通线。因此日本历史上始终视其为生命线,故二战中有放弃向北进攻苏联,而向南进军东南亚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性抉择。     

从美国军事战略报告看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从2009年美国军事战略报告中,我们可以对未来25年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特点和局部问题作出某种判断。未来中国国际战略安全环境总体平稳,但周边地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中东与中亚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两个热点地区。另外,未来我国国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内部问题较多。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思考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