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际法心态的构成因素

中国的国际法观念是国际关系中行为体自身状况和国际社会环境互构的心理映射,是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法局面与中国自身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各实践环节,最终形成心理的认知和判断。中国对国际法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国际法自身大国强权与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国际法对中国的负反馈和中国国际法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预期加强中国的国际法立场、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对国际法实施的监督、国际司法的积极程度,必须改善国际法心态,其途径则是强化中国国际法律知识积淀、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     

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能源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国内外也有学者通过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对国际能源合作加以探究的,但从法学的视野进行探讨的,目前还很少见.中国应该在积极推进世界能源组织(WEA)的统一法律规则构建的基础之上,加强对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问题的探究,坚持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法律原则,寻找出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法律对策.     

论国际体育仲裁适用的“法律”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能否为体育纠纷寻求适合的法律适用,能否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结果,将决定体育仲裁的公正与效率。对于源自这一规则性极强并素有自治规则体系的领域之纠纷,法律规则应否介入以及与体育自身规则如何协调,成为纠纷解决的长久困惑。探讨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的基本范畴,应作为深究国际体育仲裁尤其是强制性仲裁法律适用之相关问题的起点,也有益于梳理其对传统仲裁法律适用规则的呼应与变革。     

国际税基划分视野下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

国际税基的划分是国际税收秩序的核心问题,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普遍应用以及无形资产在企业全球价值链中权重的提升给传统的国际税基划分规则带来了挑战。独立交易原则作为传统的转让定价调整原则从倚重价格比较转向利润比较,公式分配法开始从国内实践酝酿走向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实践,预约定价安排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调整规则的选择和考量上,国家税基利益无疑是各国关注的重点。在确立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国际规则时,必须以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估价规则为前提,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和困难给予特别考虑。中国应从维护本国税基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出发,努力推动联合国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在参与目前OECD主导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的确立过程中,坚持以经济关联和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导,强调市场溢价、成本节约等因素对无形资产价值形成的贡献;同时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为更好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税基利益提供国内法基础。     

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确立方法探析——兼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习惯国际人道法》

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确立,既要遵循国际习惯法的一般原理,又要顾及国际人道法的自身特点。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区分,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仍是确立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前提;在证明国家实践的一致性时应首先确保作为证据的实践属"官方实践";"法律确信"的证明对一些禁止性规则的确立甚为重要;而条约作为国际人道法的另一主要渊源,在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确立中起着重要的证据作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确立规则的方法,既有可取之处,又存在疏漏,对其分析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法学国际赛事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高校法学院学生参与国际模拟法(或仲裁)庭比赛的解读,探讨如何通过赛前的技能训练和比赛中对涉外法律实务的真实体验,使学生初步掌握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进行涉外法律文书写作和参与庭审辩论的技能,熟悉国际法律争端解决场所的规则,并能理解和运用各种国际法涉及的渊源解决各类国际法律争端,对促进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教学目标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     

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及其发展方向

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参与到逐渐融入再到全面参与的过程,这与中国自身发展实力和国际格局、形势密切相关。21世纪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中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阻碍与制约。适时消除这些阻碍因素,化挑战为动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继而推动世界和谐发展,是未来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必然选择。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如何确定——对刑法典第246条第2款但书的理解

在全球化和中国正在崛起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显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其一，在全球化的行为规则和法律机制的成型过程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正在重新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进一步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关注全球性的共同利益．更加自主地参与全球性行动，塑造国际规范，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

在当今的国际仲裁中,几乎没有什么人采用在法院诉讼中适用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各国法律以及机构的仲裁规则对仲裁中应适用的证据规则只有少数的、原则性的规定,而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了当事人和仲裁庭自行处理。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律师协会制定的《国际仲裁取证规则》。它是一个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结合与妥协的产物,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便利和有效的帮助。其中有许多做法是我国现行法律和实践中所没有的。我国律师和仲裁员在总体上对该证据规则不够熟悉,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也鲜有适用它的例子。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理解和熟练运用国际仲裁中通行的证据规则将成为摆在仲裁专业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与国家责任规则之比较——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有关条款草案为视角

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国际违法责任规则,在责任的构成要素、行为的归责问题、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等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国际组织与国家的责任范围并不相同,国际组织责任亦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有关国际组织责任某些问题上的法律空白,一般可以类比适用国家责任法中与国际组织职能有关的规则来处理。     

“一带一路”商事仲裁中国际商事惯例适用研究

在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实践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适用实体法律规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年鉴》所收录的2010年到2018年的66起典型仲裁裁决进行梳理和研究后发现,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案件当事人对于准据法的协议选择并无对国际商事惯例这类自治性规则的明显偏好,但是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给仲裁员带来增加自由裁量权、避免不熟悉的外国法的适用等巨大利益。根据仲裁员是争议当事人代理人的理论,从利益配置视角来看,仲裁员不能脱离当事人的利益而去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过度拔高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地位可能不利于仲裁庭合理行使仲裁权限。要增强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影响力,使我国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事仲裁服务中心,应该理性地认识和控制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作用和功能。     

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有诸多经验和教训,如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有利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应以本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为依归,而不能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中国应注意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避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些规则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桎梏。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应当秉持“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可以通过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等方式,以推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     

司法实践中平衡术的动力与行动逻辑——对行政诉讼从法社会学视角所作的一种研究

法学的研究不能仅关注制度的层面,更要关注制度层面下人这个主体的行动,去发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实现过程.用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行政诉讼中法律人的活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中国,虽然行政权力总还在自身场域具有强大的作用力,但由于法律场域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起支配地位的并非只是行政权力规则,法律规则与司法运作的内在逻辑同样开始发生作用,并在一定意义上约束着行政权力可能行动的范围.因此,为了维护法律场域的存在与正当性,达到一种中立性与普适性的符号化效果,法官就必须在行政权力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双重逻辑之间,在情、理、法、势之间做出某种妥协与平衡.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中美贸易摩擦有明暗两条主线。明线是两国政府就贸易摩擦所涉议题展开谈判,以期达成协议,解决贸易争端;暗线是中美之间就制裁和反制裁、遏制和反遏制展开的法律战。法律战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呈现的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制度之争,是美国法律霸权主义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无法回避和必须回应的法律竞争和法律反遏制。法律战的工具具有多元性,这导致法律战呈现出复杂性。以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为主要特征和核心的法律战对于中国完善国内法和参与国际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规则和制度要求。以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阻断办法为代表的法律战需要实体法、程序法、国内法、国际法多重要素的整体配合,才能达到政策目标。     

中国入世的影响及法院在人权问题上的作用

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和法律争端的处理机制有利于在不同的经济主体间的司法诉求的效率与公正。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和法律争端的处理机制也不会自然地为全球市场上的富国与穷国间带来更平等与公正的机会,也不会当然地提高人类必不可少的非贸易性的基本价值需求,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和法律争端的处理机制也不可能取代保护人权,基本自由和个人尊严的法律。在审查和制衡的法律体系的规则中,司法的作用就是审查包括人权问题的由其他机关——政府及立法部门实施的行为的合法性。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条约与公约的扩展呼唤司法审查原则及其实践的新的发展,以保证他们创制的法能够找到以适当和正规的形式进行解释和应用的空间。     

解释学与法律解释

本文试从解释学视角，考察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通过这一考察，笔者试图证明，传统解释学与法律解释理论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法律解释的实质，在实践领域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司法过程中关于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的解释，都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前见”、“问答逻辑”等特征，判例与判例法中则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解释问题。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必须及时更新法律解释观，才能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率创新和法律活动的民主化、科学化。     

“立法性”算法权力的兴起与法律规制

自动化行政促生法律代码化，并引发算法噬夺立法权现象。这表现为算法规则对法律规则的技术性修正、对实施性立法的替代、对上位立法的僭越以及对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性架空。算法对立法权的噬夺成就一项立法性算法权力。立法性算法权力的产生原因表明其具有技术层面的存在必要性，却并不必然具备法律面向的合理性。对立法性算法权力施加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同时存在于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在技术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基于自身技术特性具有负外部性影响；在法律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对依法行政原则、立法权分配格局产生根本动摇。对立法性算法权力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汲取当下算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实践，并结合立法性算法权力的自身特征，着眼于权力内容的实体限定与权力行使方式的程序限定。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政策法律：国际组织与规则探究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政策法律领域的关键议题逐渐聚焦,关键环节、前沿领域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重要性凸显,依托重点平台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多边活动的必要性日增,通过对话合作机制探索新机制的国际治理合作进一步强化。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联合国开放成员工作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安全中心、国际互联网协会、欧盟、东盟等网络空间政策法律制定领域的重点国际组织或工作组,是我国参与相关国际事务活动以及跟踪各项进程动态的立足点,有必要结合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组织中的重点议题,以规则为线索跟踪分析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政策法律规则进程的现状及分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规则方面的主要议题包括网络军事、网络犯罪、技术设施、数字经济、内容审核等,各国、利益攸关方的博弈以这些规则为焦点开展。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实体法律适用条款设计的趋势与评析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主要仲裁机构都在积极努力地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这种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仲裁规则的设计与国际主流保持一致。就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实体法律适用条款的制定而言,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为代表,中国仲裁机构中正出现一种采取"当事人未约定实体准据法时适用仲裁庭认为合适的法律"的趋势。这一方法对中国仲裁机构而言是比较陌生的,如何在实务操作中正确运用,需要中国仲裁工作者和研究者积极探讨。本文以该实体法律适用方法为中心,通过分析仲裁程序法与仲裁规则之间的关系,探究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应当如何正确运用上述方法确定实体准据法。     

主权豁免的中国立场

近期各国与国际机构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再一次凸现了主权豁免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准确把握当前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在强国之路上的方向选择与利益界定,确立中国对于主权豁免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模式,对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方向确立和实践指引意义。从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趋势以及国际立法实践的导向上看,限制豁免将会成为国家豁免的主流模式。而从很多学者所倡导的国际法人本化的立场而言,绝对豁免的主张更多地带有前现代国际关系的痕迹,而不符合全球治理时代的要求。限制豁免、并在未来的发展中缩小豁免的空间是可以判定的主权豁免在国际法治进程中的伦理选择。中国在以往的涉外法律实践中总体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但也在一些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体现了不同的态度。从绝对豁免的模式转换到限制豁免的机制,不仅更有利于体现中国在国际法上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更有益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