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对巴尔扎克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巴尔扎克"传入中国以后,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受到他的影响。周立波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个重要的巴尔扎克传播者、一个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深层接受者和实践者。他的接受并非简单的复制。在认知中传播,在接受中超越,在凝练中践行。是他对"巴尔扎克"的态度,更是他的文学个性。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苏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说起苏轼苏东坡,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未必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艺术巨匠,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或许是苏轼在文学艺术上光芒太盛,人们对他其他方面(如兴修水利)的"闪光点"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实,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成就了得,作为官员的他还善于治理一方,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屡有创举,令人刮目.     

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者主体意识的强化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接受者的接受效果,强化接受者的主体意识是提高接受效果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以人为本,但教育接受者主体意识的缺失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论北宋词与晚唐诗的近亲关系——兼论正确解读宋词化用唐诗现象的文化涵义

北宋人填词化用唐诗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除苏轼、周邦彦二人词不限于用晚唐诗,其他词人则多对晚唐诗情有独钟。欧阳修、李清照词特爱用韩偓诗,秦观词喜用杜牧诗,贺铸词爱用温李诗。晚唐诗中不少名句甚至被宋代词人反复多次借用。宋人填词用唐人诗句,已成为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但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却从不愿轻易这样做。这种现象反映了北宋人对于填词的游戏态度,也反映了宋人对晚唐诗的由衷欣赏,以点化唐诗来标雅炫博。有学者认为宋词化用唐诗现象反映宋人欲以词来“祈求名于时和名于久”,这是一种文化误读。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辞达”说论

自孔子提出“辞达”说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辞达”说大厦的构建过程中,孔子奠其基石,苏轼扩其堂庑,而其后人增其陈设,各有建树,各有贡献。三者中,苏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其勾连前后、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是无人可以比肩和替代的。对于孔子,他的不甚“辞达”的“辞者达而已矣”的幽默,是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智者的幽默;对于苏轼,他是一个慧者,他竖起的“辞达”说里程碑,分明闪耀着慧者的光辉。     

主持人语

<正>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与诗文等文学样式的创作相比,小说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接受者在进行创作,因此其传播接受便显得尤为重要。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由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环境、传播媒介、传播接受及传播效果等几大要素组成。本栏目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小说传播中的几个问题:《明清时期〈三国演义〉小说文本的"二级传播"探析》指出明清时期《三国     

接受理论视域下价值观接受过程心理变化状态探微

接受理论以接受者为中心,实现"知—受—化"的过程。人在价值观接受过程中,心理变化表现出渐进吸纳、潜移默化等一般状态,放低姿态、愿闻其详等理想状态,盲从、虚假等特殊状态。为使价值观教育取得良效,针对接受过程的这三种状态,既要承认接受过程中出现不同状态的客观事实,又要高度重视教育者的主导性和接受者的主体性,也要把价值观教育的重点转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相互作用。     

以才学为诗及其阐释文本的陌生化效应

俄国形式主义提出＂陌生化＂理论,主张在创作中运用艺术手法塑造新的意象,延长接受者的审美体验过程。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突破传统用典局限,提出以＂以故为新＂为核心的诗歌创作理论。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以才学为诗＂如同＂齐言喻楚＂,使诗歌文本＂陌生化＂,增加接受者的理解难度。阐释者虽力图破译其诗歌典故密码,但由于情感、文化和价值取向等主观条件的差异,其所期之＂以与古人相遇＂,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阐释文本反而会令诗歌与接受者再隔一重,产生双重＂陌生化＂效应。     

苏轼“大全之道”之学

北宋中期,儒学得以复兴,出现了洛、蜀、朔等诸家学派争鸣的情况。其中苏轼是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会通佛老、杂糅纵横之学,用儒学来统御诸家,以实现其用世的目的,因而成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苏轼杂糅百家,他在著作《东坡易传》中提出一种"大全之道",即一种兼容异见、不以一己为是,宽大弘通的学术主张和思想态度,并以此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中。     

晚唐铮铮者许浑的诗歌思想内涵探微

晚唐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呈现出奇情异彩的一个时期。历代学者在提到这个时代诗家时,关注的焦点大多是诸如李商隐、杜牧之类的杰出诗人,而对许浑却很少驻足、留意。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晚唐诗人许浑诗歌的思想内涵,经过分析之后,认为他的诗歌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他的诗歌也是他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     

“乌台诗案”中苏轼与李定的交锋

苏轼与李定之间存在着间接过节,没有直接发生过冲突,但李定是一个不服母丧之人,投机取巧地投靠王安石变法之新党,并受到重用与提拨。李定的"匿丧事件"受到旧党群臣的猛烈抨击,被迫追服母丧。当他擢为御史中丞掌握大权时,便借宋神宗之力对反对新法呼声最大的苏轼发难,以报复苏轼"诗讥"之仇。     

苏轼的流放岁月

身为一个"地师级"领导,情愿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工作,跟那里的百姓同甘共苦,经常挖野菜充饥……他,就是宋代著名大诗人、曾经做过密州知州的苏轼。"自讨苦吃"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     

论苏轼的处世哲学

从魏晋南北朝起 ,中国文人无不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只是各自的因缘导致程度不同而已。而苏轼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 ,在他的思想中 ,儒、释、道三家无疑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谈到传统文化对苏轼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儒、释、道三家皆有。从苏轼的家世来说 ,苏轼之父苏洵 ,虽始终未得功名 ,但却以儒业终身。他为人正直 ,学识宏通 ,对苏轼兄弟影响很大。苏轼之母程氏 ,虔诚奉佛 ,但又颇有儒家节义。来自家庭的早期教育对以后苏轼思想性格之形成无疑是起了定势作用的。概言之 ,苏轼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和所立下的济世救民之志 ,决…     

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中）——苏轼的人生理念和从政实践的再认识

然而作为新宰相的王安石似乎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进策”时．就认为与其“学术素异”的苏轼一旦大用就会防碍变法。所以从苏轼还京伊始就没有丝毫争取他重用他的意思。相反地将这位有着制科三等并当过一任地方官光荣履历的苏轼。安置于直使馆判官告院闲职，并在后来屡次打消神宗起用苏轼的动议。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苏后来交恶、敌意首先发自王安石一方。可以说．王安石基于苏轼的资格声望和学术见解．为了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而有意抑制苏轼在政治上的发展，按宋人钱世昭的说法，是忌“子赡为宰相耳”。倒是司马光在努力地为苏轼争回这份公道．在神宗面前多次推荐苏轼未果。相形之下．其秉性的公正显得更值得信赖。从另一个角度看司马光举荐苏轼未必出于拉拢之目的．王安石为自己制造政敌确是事实。     

论苏轼的六朝文学观

苏轼在其著作中对六朝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对六朝文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六朝诗歌,苏轼的评论不多,不过他对鲍谢诗歌以及徐庾体的评价还是基本客观的。苏轼的六朝文学观除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外,其独有的文学创作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丹心永系洪泽湖——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阎成米

洪泽湖象青春少女一样美丽,曾令陆龟蒙、王安石、苏东坡、秦少游等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挥毫泼墨,留下许多著名篇章。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一度成为“落后”的代名词。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作为精神文明源流的教育事     

胡适的“说理”

关于胡适先生,我有一个偏见,今人读胡适的文章,首先需要注意的不是他说出了什么道理,而在于他如何"说理",换言之,其"说理"的逻辑、风度高于"说理"本身。那么,胡适如何说理呢?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什么是说理。说理是一种双向行为,"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说理必须遵守真实原则,平等相待;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     

吃出来的境界--苏轼食品诗管窥

苏轼诗集中有一百多首食品诗.这些食品诗显示出苏轼是一个很会吃的人.他不仅吃出了化荆棘为甘脆的人生境界,而且也吃出了精微超诣的诗歌境界,从而扩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陆陇其八股文批评略论

陆陇其是清康熙年间的八股文创作与批评名家。陆氏身为康熙重臣,其论理学,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论八股,则坚守"文以载道"的八股文功用传统,再以程朱理学为思想主脉,以经世实学为实践规引,继之以"代圣贤口气发挥义理,束学者心思于规矩绳墨之中"的创作要求。陆氏于八股文批评识见独到,从意、体、法、辞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辨析和阐释,体现了其"扬义遵朱"、"以古为范"、"文章贵乎有用"的批评思想,而通过该种思想也可管窥明末清初八股文因变发展的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