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现实起点和价值追求

中国农村居住着全国 80 %的人口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农村是一块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本文以系统论的方法对农村法治建设的现实起点和价值追求进行较深入的探析。     

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

农村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走出农村法治建设困境,加快农村法治建设进程,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努力：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抓发展第一要务,破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农村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尊重农民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政府协调、多方推动、共同参与的农村法治建设格局,进一步拓宽农村法律服务渠道;规范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工作,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建立普法长效机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利益,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关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法治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广大农村村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却令人担忧。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农民对法律对的认知不够;农村法律运行信用度低,缺乏法律权威;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农民无法负担高额的诉讼费用等四个方面。因此,要多渠道培育农村法律信仰,使法律成为农民的必需品,从而实现法治建设的目标。     

农村扶贫法治化困境与路径探索——基于对G县GH村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G县GH村扶贫中发生的"失实的举报""隐晦的说情""宗族的影响""量地的偏差"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村扶贫法治化面临部分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小微腐败的侵蚀,传统乡土人情阻碍,信任和道德风险的困境等问题。为有效推进农村扶贫法治化,需要加强法治宣传,塑造法治思维;维护法治权威,切实依法行政;完善法治监管,预防小微腐败和捍卫法治公平,依法保障权益。     

和谐农村视野下的宗族调解

和谐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构建和谐农村需要持续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和谐社会是后法治社会,调解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良好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宗族调解资源是构建和谐农村的现实需要.     

“空巢农村”背景下农村法治建设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以井研县为视角

随着农村"空巢"现象的出现,不仅农民、农村、农业发展面临新的重大决择,农村的法治化建设也面临严峻挑战。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清醒地看到,法治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因此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就要完善涉农立法,严格规范农村执法,加强涉农法律服务与司法救助,增强村民自治信念,建立农村多元纠纷的解决机制。     

论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的矛盾

中国农村法治进程关系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的总体大局。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进程中,中国农村的法治进程充满三大矛盾:一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二是乡土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三是臣民观念与公民观念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是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困境及对策思考

农村法治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制建设方略,以期加快我国法治进程。     

全面推进法治农村建设 促进湖北“三农”创新发展

正近年来,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积极贯彻落实湖北省委、省政府及省综治委工作部署,以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健全农村法治建设工作制度和推进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开展各项主题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农村法治机制建设在全面推进法治农村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以法治引领和规范全省"三农"创新发展。     

论传统民间调解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法治国家不能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传统民间调解作为法治的本土资源具有浓厚的法治意义。传统民间调解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性存在,在新旧法律传统下由不同的功能,旧法律传统的民间调解具有教化特征,而新法律传统的民间调解则具备治理特色,要以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基点,对传统民间调解进行创造性转化。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当前天津市新农村法治状况的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农村法治建设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摸清天津市农村的法治建设状况，本课题组在天津市六区一县进行了问卷调查，掌握了当前天津市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情况，发现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天津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权威合法化与现代国家的正当统治

权力的实现要以形成权威为归宿和保证,即权力必须转化为权威方能获得长期统治,一个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支撑的权力终究会丧失让人服从的权威性。任何社会形态都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将权威合法化,合法的权威是保证国家忠诚、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元素。文章分析了权力、合法性和权威的内在关联,结合西方宪政主义权威理论,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探讨国家建立其正当统治的路径,以期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     

能动司法的路径选择

为回应社会形势需要，由最高司法机关主导的能动司法正在全面推进。由于中国相对缺乏西方国家所具备的司法环境，能动司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针对可能存在的权力滥用、司法权威受损等问题，对能动司法进行程序规制，保持适度能动并与司法职业化相结合是可行的路径选择，这有利于促进能动司法的规范化，保障司法的权威，推动法治的进程。     

论提升公安执法权威的路径选择

和谐的公安执法以协调、和谐为目标,使公安执法工作更加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护群众利益、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实现和谐的公安执法,我们必须保证对公安执法结果普遍遵从;必须以公正的公安执法为目的,宣扬公平、正义,从而维护公安执法的权威。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正当的法律程序、努力实现公安执法的实体公正和形成良好的公安执法环境等方面提升公安执法权威,以期保证公安执法较为和谐而顺畅的开展。     

公安机关执法“弱环境”现状剖析与对策

公安机关执法的“弱环境”。是指影响或潜在地影响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有效发挥，对公安机关执法不利的环境。影响公安机关执法的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科技发展带来的硬环境挑战，也有法制不完备、舆论导向不规范、警力保障不足等软环境方面的因素。从某种角度上说，执法环境弱化的现状不但亵渎了法律的权威与法制的尊严，而且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影响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机关整体形象的树立。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讯逼供的成因及防范路径思考

近年来,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刑事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事冤假错案的频发,不仅违背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而且也给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质疑和严重担忧,极大地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的信念,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和权威。应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视野角度下深刻探讨刑讯逼供案件频发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切实做到预防、控制和减少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送法下乡与民族习惯法的变迁——以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为材料说明

巡回法庭把国家的司法权威运送到了乡土社会。送法下乡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对话与碰撞的过程。法官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法官的知识结构中接受习惯法,民间习惯就能够得到较多适用;法官拒斥习惯法,习惯法可能就会淡出司法。随着接受习惯法的法官的离职,国家法律将会更多的进入乡土社会,对乡土社会构成冲击并瓦解乡土秩序。     

论法律的保守性

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保守性是法律的本性，除去政治上的原因，这是由于人行为预期的需要、形成并维持秩序稳定的需要以及确立和维持法律权威的需要。法律的保守性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传统和现状；修改法律时，以审慎的态度；适用法律时，严格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清醒认识法律的保守本性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