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对检察人员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亦就是说,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律师“提前介入”只是相对而言,严格地说,“提前介入”这一提法是不确切、不规范的。因为无论是审判阶段还是侦查阶段,都属于诉讼活动,所谓提前只是律师介入的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而不是律师介入诉讼活动的“提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临时用语将会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而消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着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以及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等多重职能,所以律师提前介入诉讼活动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也就最为突出。     

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公诉部门因改变定性认为需要变更强制措施、公诉部门追诉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逮捕的;提起公诉后开庭审理前,发现被告人有漏罪;提起公诉后宣告判决前,发现被告人在异地犯有他罪;检察院侦查刑事案件起诉至法院。办理上诉问题的诉讼程序,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视具体情况而定。     

试论公诉条件及其审查程序

公诉条件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必需要件 ,是衡量追诉合法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文章论述了公诉条件与诉讼条件的区别 ,并对其关系作出了界定。实体性和程序性两类条件构成了公诉条件。审查公诉条件的程序主要有审查起诉和预审程序 ,并辅之以审查式和抗辩式的审查方式。最后 ,文章对我国公诉条件及审查程序进行了检讨。     

论检务公开视野下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及扩充--以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之规制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规范、完善、细化告知程序，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使一切可向诉讼当事人公开的程序及实体信息得以传递并真切落实，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目前，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告知程序的规定相对简单并存在一定缺陷，司法实践中未予告知、难以告知、迟滞告知和敷衍告知等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亟需对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进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起诉书应当详细表述诉讼过程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只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和作为其附件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即可。如果起诉书对诉讼过程的表述过于简约,势必给案件的审理带来消极影响:一是不利于审判人员迅速了解案件概貌,尽快做好开庭准备,以致延缓开庭时间;二是一些诉讼过程复杂,侦查、审查起诉时间长的复杂疑难案件,容易使审判人员产生诉讼期限方面的疑问;三是可能导致庭审中对案件程序事实的无谓争议,冲淡庭审主旨,影响庭审效率,对出庭公诉十分有害。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应当在起诉书中详细表述起诉前的…     

论公诉之撤回及其效力

撤回起诉以处分原则及其引申出的变更原则为基础。撤回起诉具有终结诉讼进程的效力，不等于退回到审查起诉阶段，不能再做不起诉决定，并且在不符合特定条件时不得再行起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只能以撤回起诉终结诉讼，而不能再做不起诉决定。撤回起诉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救济制度。     

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探新北大核心

讯问是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必不可少的环节。办案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时常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对讯问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讯问活动进行适当监督和制约是规范办案行为、防范冤假错案的内在要求。现阶段应当初步建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中对被追诉人讯问程序的律师在场制度,这对于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完善辩护制度,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等具有重要意义。     

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探新

讯问是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必不可少的环节。办案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时常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对讯问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讯问活动进行适当监督和制约是规范办案行为、防范冤假错案的内在要求。现阶段应当初步建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中对被追诉人讯问程序的律师在场制度,这对于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完善辩护制度,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等具有重要意义。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之探讨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自行处理,这在刑事诉讼法没有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运用,甚至超过了不起诉处理的案件."退处"案件既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侵害了被害人的权利."退处"案件高居不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检察机关采用"退处"的方法来降低过高的不起诉率、检察机关没有行政处罚权等等.对此可以从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改变不合理的评价指标等方面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之反思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是被害人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分为公诉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和自诉案件中的程序启动权两种,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独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利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公诉审查：比较、反思与完善

公诉审查对防止不必要的审判、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节省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都设有公诉审查制度。公诉审查分为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我国的公诉审查是一种程序性审查,这种审查具有诸多缺陷,应从审查范围、审查主体、审查标准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     

论公诉职能中的刑事诉讼监督

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是公诉职能的应有之义。刑事诉讼监督的方法主要有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展侦查监督、运用刑事抗诉权进行刑事审判监督以及通过初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开展刑事诉讼监督。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包括公诉一体化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工作情况报告和通报机制、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起诉的内部制约机制等刑事诉讼监督机制。     

立功时间要件探析

正确认识立功的成立条件，是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立功，从而对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准确量刑的前提。关于立功成立的时间要件，起始时间应为“犯罪分子犯罪之日起”，而截止时间可以限定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诉讼之日前”，犯罪分子在审判阶段的立功行为，应作为行刑制度中的立功予以处理。     

对公交机关处理轻微刑事案件问题的几点认识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公安机关对于缺乏证据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受理；被捉起公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则可以进行调解，立法上显得不协调。     

证据开示的价值追问与模式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相遇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引进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证据开示指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知悉所涉案件的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制度。证据开示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应对证据开示主体,证据开示的范围,证据开示的程序,法官在证据开示中的作用以及单方开示还是双方开示等问题进行确定和规范。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固守与放开之间

撤回公诉，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涉及到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和权利的救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都赋予检察机关不同程度的撤回公诉权。目前，在我国，由于立法的缺位，撤回公诉制度在理论上是一个薄弱环节，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肯定撤回公诉正当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诉撤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初步设想。     

论现代公诉权的价值构造

"公诉权"在我国被长期认为就是专指"刑事公诉权"。在这一片面认识的束缚下,"公诉权"很难被介入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客观上阻却了公诉权的生存空间。其实,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除了涵盖刑事公诉权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现代公诉权的确立,不仅便于我们对各个诉讼制度框架进行整体把握,而且有利于深化和挖掘公诉权理论的新内涵,科学合理地配置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论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之有限分立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支持完成公诉和实施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兼行刑事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此处的公诉权仅指庭审中支持完成公诉的权力，或可称其为狭义的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是否能够并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问题，确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进行详细的剖析，并对今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重构提出建议性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