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之陷阱取证的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

以2009年9、10月间上海市系列"钓鱼式执法"案为分析材料,驳斥执法者以及一些学者论证的行政执法中陷阱取证必要及合理之理由,分析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行政执法中的陷阱取证行为应当明确禁止。     

试论社会危害性的刑法体系化

后现代社会强调刑法突破传统的封闭状态,跨越"李斯特鸿沟",接受合目的理性的导向。虽然我国不存在严格而封闭的刑法体系,但是在建立刑法教义学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发挥后起法治国家的优势,直接跨越将来可能倒向的"李斯特鸿沟"。面对"李斯特鸿沟"这一难题,近年来大多数学者所推崇的罗克辛刑法体系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语境中,真正的出路是将承载着刑事政策、在中国拥有深厚文化土壤的社会危害性体系化,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刑法体系,从而肃清多年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诟病和争论。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学术界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诸多批判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之上。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一种过时理论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冲突。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的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解构。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研究——以工商行政执法为例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具有控制手段的专门性、控制目标的可测度性和控制方式的封闭性等特征。通过对工商行政执法中的以内部审批等制度化方式存在的常规性控制和以领导批示等非制度化方式存在的非常规性控制进行分类考察,认为中国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既具有满足行政执法专业性和实现行政执法控权的积极功能,同时又具有人治色彩浓、难以遏制违法行政等消极功能。     

当前行政执法工作适应性研究——以网络公众积极参与为视角

公众通过网络积极参与行政执法工作对于行政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有较大帮助,但是也随之伴生了导致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行政权力监督的无序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应依法建立和完善网络公众参与行政执法工作的借鉴机制和行政机关回应机制,以期实现行政执法工作的法治化、现代化和和谐化。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应该包括在犯罪概念的界定中,这一观点近年来受到刑法界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社会危害性的三个特点:模糊性、分歧性和易变性,以及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出现矛盾时,无法制定出相应的犯罪原则。虽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但仍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正确解读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法律的威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中社会组织研究——以社会创新为视角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对社会组织来说,顺应全球社会创新趋势进行创新以实现"自治"成为关键问题。社会企业家的崛起和社会问题的协同治理是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创新的驱动力量,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创新面临着资金、管理、服务、组织互动等五个方面的现实问题,组织文化、资源整合、运作方式、市场业务、内部管理、外部合作六个方面是进行社会创新的可行路径。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难题破解——以铁路运输企业为例

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传统的人事管理存在着弊端,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破解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难题要从观念和体制上寻求突破口,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社会资本视角下微型企业的发展困境破解——以重庆市为例

微型企业通常具有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按照家族模式管理,人员少、规模小,产品或服务较为单一等特点。它与建立在依托地缘、亲缘、人缘而形成的社会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具有密切关系。文章根据重庆市微型企业发展情况的调研结果,归纳了当前微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尝试提出解决对策。     

“卡奴”现象的成因及社会危害性

2009年第7期《社会观察》刊登董峥的文章,“卡奴”现象究其本身而言,主要是持卡人不成熟的消费心理、不健康的消费文化所造成的。量人为出是中国传统朴素的消费观念,但信用经济的到来对这个观念形成强烈冲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上的攀比效应促使年轻人开始过度消费自己的信用,通过信用卡提前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东西,但这种消费并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最终就会出现债务缠身的局面。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破解低保工作难题

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低保工作难题，最近，鹤山市民政局组织干部职工，对全市低保工作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今后加强和改进低保、社会救助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讨。     

关注“心理贫穷”的社会危害性

汤啸天在2008年7月24日《文汇报》撰文指出，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问题已经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例如，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偏执型心理会造成难于与人相处的状态，其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自己的猜疑、仇恨和固有的看法带到哪里。当偏执发展到严重程度时，导致犯罪的几率也逐渐增大。我们不能认为偏执的人都会实施犯罪，但是，报复施虐者均具有偏执心理，这是不争的事实。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镇医疗保险改革——以上海的模式为例

本文通过剖析改革以后新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方案的准入条件、个人帐户积累、共负责任等各个方面,指出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计划设计过程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从而强调社会性别意识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专利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以发明专利为主要视角

专利制度被视为激励创新与鼓励运用的重要制度工具。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技术获得发明专利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这是专利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决定的。一国的专利制度需要解决与发明特性、创新模式、国家专利战略、反垄断法等的适应性问题。由于专利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垄断特征,它又会加剧技术的垄断性,加速了社会的经济性分层,催生社会新阶层。政府可以把它作为收入分配调节的参照物,通过介入专利制度运行,矫正社会分配行为,促使国家对专利制度社会适应性的主动调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创新的法理学思考——以安徽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为例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自建立以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头执法、执法交叉、效率低下问题,但也存在的范围过窄、事权错位、处罚公信力下降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各地纷纷进行了诸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进一步扩大,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权进一步下移,重大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这些创新在现实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质疑。为了完善创新,务必正确理解创新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通过完善立法,破解城管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创新的无序状态,建立专家参与与公民主体相结合的程序机制,促进体制、机制创新更加合法、合理。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着社会矛盾尖锐、民众法治信仰缺乏、治理手段单一等难题,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各项工作,推动党政机关依法办事、公司企业诚信守法、人民群众遇事找法,促进良好治理格局的形成。一、以促进人人信仰法律为重点,大力创新社会普法教育机制近30年的普法工作,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宪法和法律家喻户晓,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普法工作要尽快向"努力把法治     

结构性问题破解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社会结构视角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大多都源于结构性问题。结构性视角可以成为分析和破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有益视角。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破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思路。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深刻变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经历了结构性变迁之后的必然抉择。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路径是有序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培育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注重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最终建构出以公正为基础的三维制衡的现代社会结构。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冲突事件中的警察角色——以社会敌意研究为视角

敌意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不是对事件作政治上的定性,只是指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将“社会敌意”这一概念作为观察警察与冲突事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介变量,即社会敌意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发生机制以及严重程度都会对警察干预冲突事件发生重要影响。社会敌意是双向度的,可以对冲突的双方造成负面影响和侵犯后果。在冲突干预过程中,警察的角色扮演与社会敌意是在互动中完成的。对社会敌意发生过程中的诸种特性的认识是正确应对冲突事件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社会组织党建的现状、难题与对策——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深入分析

近年来,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社会组织党建仍然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存在如何准确定位其功能、管理体制、发挥其党员作用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应做好社会组织党建的顶层设计,特别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对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进行准确定位,加大在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工作的力度,创新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活动方式和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方式,理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优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环境,深化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