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

选民投票理论——生态学研究路径认为,选民的个人特质如族群、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对其投票行为影响至关重要。笔者通过整理2000-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三次选举相关资料,及目前所公布的2012年1月选举民调资料,发现台湾选民的个人特质对其投票行为的确有重要关联。     

浅析公共选择理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中独树一帜的一个理论流派,第一次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分析非市场的政治问题,即一国的政府行为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模型进行细致的解析,试图引导大家对关于政治的某些特定理论作出更深入的思考,对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局限做出中肯的评价。     

投票经典模型的博弈分析——博尔达计分法的理论与实践

"投票理论起源于诸如博尔达、孔多塞和拉普拉斯等"(18世纪),投票理论开创者之一——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博尔达,其论文《论投票形式》的发表,标志着博尔达计分法(一种新的投票规则)的创建。其经典模型:即所有投票人给出自己的偏好,然后依据偏好赋予一定值(分数),最后进行统计得出获胜者。博尔达计分法适用范围很广,如学术评价、评选活动、官员选举、组织推荐和非官方选举等。博尔达计分法相比多数投票规则而言,充分体现层次性、均衡性和公平性等特征,理应替代多数投票规则,成为一种常态型的投票规则。     

合作抑或冲突:选民与代表相互关系理论评析

选民与代表的关系是选举理论要涉及的最核心问题。对此 ,历史至今形成了委托说、代表说、冲突博弈说等众多的选举理论流派。文章从选民与代表之间属合作或者冲突关系这一崭新视角对这些基本的选举理论进行了历史的比较分析 ,旨在探讨它们对代议民主理论、选举理论及实际的选举制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对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官员行为,指出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的目的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阐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行为假设与现实政治过程的非一致性;必须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宪法民主。公共选择理论尽管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对我国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对于用“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我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并以此规范我国政府官员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源于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思考,为解释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也是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述评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新公共管理更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交叉学科。本文在分析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源流、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理念、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征、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机关应当适当引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结论。     

公共选择与制度激励: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的又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本文从公共选择和制度激励的角度出发 ,建构了一个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作者认为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是基于体制转型与制度变革下的一个配置效率与再分配的公共选择过程 ,其成败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和制度激励结构 ,并使之对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等发挥重大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评析

"理性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对于我们正确地审视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缺陷,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理性人"假设及以其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也逐渐暴露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需要以对政府管理或一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人性的多角度审视来超越"理性人"假设,并形成对以其为依据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限制.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前沿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比较宏观和有持续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年70代末和80年代初兴起、到现在还在继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服务以及治理等前沿理论都与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或是在批判公共选择学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这几个理论相关又不尽相同,与西方思想界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反映着不同思想阵营和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达到能够相互替代的程度.它们的风行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也引起了层层涟漪和概念上的混淆.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评析

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公共选择理论是在对传统市场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兴起和发展的。它以“经济人”假说为其基本行为假设并将之推广到政治市场上供求双方行为分析 ,最终得出“政府失败”的基本结论并提出了矫正“政府失败”的两大思路。应该说 ,其理论体系、前提假设、基本结论及改革举措还是具有相当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创新与理论演进

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大发展与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方法论创新成为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导致其对制度如何塑造偏好以及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浅析中国式腐败困境及治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金钱意识横流,政治权力拥有者仍要恪守"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主流文化的矛盾和混乱可能是当前中国官员遭遇的角色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指出官员具有自利性特征,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它推翻了传统文化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化面纱,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并启示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的几点设想——以我国基层人大为例

代议制民主是中选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的间接民主.因此,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成为代议制民主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是完善我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基层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存在诸多隔膜,集中体现在代表选举、代表履职和代表受选民监督等环节,导致人大代表不能切实地代表选民的患忐和利益.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可以密切人人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为方法论指导思想,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为三个基本分析方法,去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上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及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于公共研究的局限性。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行自上而下的单一供给体制中，农村公共物品在供需结构和数量上都呈现失衡现象。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官僚经济人、制度缺陷等角度来分析供给过程中的政府失败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提出多元主体正和博弈理路，建立多中心财政资金体制和决策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构建问题探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健全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制中的"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以及代议制民主中的利益集团理论等为农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个人偏好和集体偏好提供了有益指导。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文本与现实的悖离。文章基于相关分析,在借鉴其理论基础上,提出要建立"农民参与、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助"三维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社会选择、公共理性与民主制度建设

民主制度的成功运行与主体人在利用机会和制度实现个人合理目标上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公正同时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理性的行为方式。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将制度方案的设计与运行同人们的行为实际结合起来,这是制度建设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我们通过分析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民主制度的理想设想,讨论社会选择理论对特定社会结构中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协调与均衡的分析,力图说明制度建设不能"为制度而制度",而应该着眼现实,从解决那些很多人都关注但缺乏强有力的见解和解决方案的问题入手,寻求建立合理制度的具体方法和现实途径。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 ,传统政府决策模式严重制约了行政决策民主化的进程。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分析了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 ,提出了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具体途径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破解公共治理难题的制度选择

环境污染、劳工权益保护、土地资源破坏、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许多公共治理难题,给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借鉴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难题,是我们必须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