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分级处遇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

目前我国监狱的分级处遇管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主要是：处遇对象的片面性、处遇限制的不合理性、处遇条件的局限性、处遇种类的单调性、处遇实施保障不力、分级处遇降级标准不科学。为改变这种现状，要通过制度调整降低短刑期罪犯的晋级门槛，取消对罪犯通讯的限制、限制罪犯刑期对晋级的影响、增设罪犯的处遇种类、建立健全处遇的保障机制、科学设定罪犯的降级标准。     

罪犯处遇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定位——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分析视角

罪犯是社会人口构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罪犯既是犯罪的主体,又是处遇的客体。如何对待罪犯,选择何种处遇模式,关涉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进程。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罪犯处遇历经多方面的嬗变:处遇技术从身体到灵魂的递进、价值诉求从惩罚向矫正的更替、处遇场所从监狱到社会的转换。这种嬗变不仅是惩罚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一种权力技术的革新。直面当下,社区矫正在我国的试点,标志着我国行刑处遇体制和行刑处遇模式的重大转向。但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区矫正只能是作为监狱矫正的补充和配角存在于我国行刑体制和格局中,这种关系定位是由我国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政策语境和刑法环境所决定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依托累进处遇制实现罪犯处遇的宽严相济。     

实践与探索——罪犯劳动改造新机制的建立——重庆市渝州监狱推行罪犯劳动改造竞争上岗分级处遇管理工作调研

罪犯劳动改造竞争上岗分级处遇管理办法，是将罪犯劳动改造情况与其在狱内获得各种奖励机会、处遇等级相结合，并体现“刑期、刑种管理优先”的安全理念，从机制上调动了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的积极性，发挥劳动矫治功能，达到减少警囚矛盾冲突，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提高改造质量的目的。     

荷兰精神缺陷罪犯处遇制度探析

精神缺陷罪犯的处遇制度，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精神缺陷罪犯的处遇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荷兰精神缺陷罪犯处遇制度的法律基础和运行状况的介绍，有利于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     

开放式处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开放式处遇制度，是沟通监被行刑与罪犯再社会化所需要至正常社会环境之间的基本制度。在社区矫正的热湖之下，探讨并反思开放式处遇制度所具有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开放式处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经，是监狱行刑改革的基本思路。     

社会化视野中的罪犯处遇制度构建

行刑社会化作为一种现代行刑思潮，体现着人道、民主、效益等多重价值，代表着行刑发展的趋势。我国行刑工作的社会化程度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行刑效益的发挥。笔者以为，我国行刑的社会化陷于相对僵化状态的真正原因，离不开启动它运作的法律因素。为此，应从制定行刑法典，完善现有社会化处遇制度、创建新的社会化处遇制度以及建立非监禁刑行刑机构四个方面构建中国罪犯处遇制度，以推进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实现。     

关于监狱引入并推进累进处遇制的思考

累进处遇制又称累进制。累进制是罪犯服刑表现与处遇等价交换原则的最直接的体现。它以具体的制度将这种交换公开化、规范化。服刑罪犯可在规定的条件、标准、程序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争取处遇方式。累进制在国外已有数百年历史,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且发展缓慢,但作为一种科学的监狱管理制度,它将成为我国新型监狱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监狱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的发展与完善

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监狱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监狱在对服刑人员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在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工作要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在监禁场所分类、改造力量分类上进行创新，实现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这一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     

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制度的现状与创新

对罪犯分类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分类制度的科学化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我国监狱的罪犯分类制度在改造罪犯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罪犯分类制度的不足日益显现，应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罪犯分类标准、分类模式，辅之以分级处遇及其他配套措施，以实现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终极目标。     

揭开行刑的面纱－论监狱的性质和法律关系

不能将监狱学界定为刑法学的分支学科,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监狱的性质应当用罪犯处遇来表述,它包含对罪犯的处置和给罪犯的待遇两层含义。前者包括惩罚性的行刑和强制性的矫正改造,后者是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体现社会对罪犯的人道。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罪犯改造中的贯彻和运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新时期刑事司法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监狱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机关,如何在罪犯改造中贯彻和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应该是体现在刑罚执行、分级处遇方面。     

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制度浅析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和罪犯处遇模式，因其蕴含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实用的经济性价值而成为世界各国矫正罪犯的首选方案。审前调查作为社区矫正的前置程序，是判定被告人或者罪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重要依据，是刑罚个别化在社区矫正中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实现刑罚效益的最优化。     

“短刑犯”的实践界定与改造问题研究

近年来短刑期罪犯管理教育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基层管教一线普遍反映的“难管地带”。笔者从改造实践出发对短刑犯概念的外延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以“罪犯身心特点标准”界定短刑犯；总结短刑期罪犯改造的一般阶段性特征；强调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对各种管教措施的整合与完善，构建以“级差处遇”为核心的罪犯分级累进处遇体系，同时并行性的辅之以其他有效的监管改造措施，从而有效地监管改造短刑期罪犯。     

罪犯矫正及其质量提升

我国罪犯矫正工作曾取得过历史的辉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但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矫正理论研究不够；矫正技术运用不足；实践中的规训化倾向。当前，我国监狱的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改造罪犯质量成为衡量和评价监狱工作的重要标准。罪犯矫正技术的创新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重要方面，是提高罪犯矫正质量的关键。提高罪犯矫正质量涉及罪犯分类科学化和处遇个别化问题、罪犯矫正质量评估问题、罪犯个案矫正问题、罪犯心理矫治问题，这几个问题是目前较为薄弱的，需要予以关注。     

刑事政策维度中的“社区矫正”——关于“社区矫正”及其在我国实施的若干思考

随着行刑观念从以死刑、肉刑为刑罚体系的中心转向以自由刑、罚金刑为其中心，刑罚的谦抑性、人道主义理念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以监狱行刑来完全防止犯罪的想法的破灭、重新犯罪率上升等因素共同促使刑罚目的由惩罚报应向教育矫正的转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将改造和矫正罪犯，特别是轻刑犯以及人身危险性已经得到改善的长刑犯的设施内处遇（institutional correction）转向社会内处遇（community correction）的刑事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犯罪人处遇刑事政策的“社区矫正”近年来在国内也开始受到关注，在全国进行试点并推广，本文拟通过对此项刑事政策萌发背景及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进一步对我国如何建设立法科学、制度完备、裁量执行体系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论罪犯权利的实现

罪犯权利的实现存在着差序格局，即罪犯权利的实现滞后于普通公民；罪犯不同种类权利的法律化及其实现是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权利实现在不同的罪犯身上有不同的形态。罪犯权利的科学定位是权利实现的前提，法治的健全和政府的帮助是罪犯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互动处遇的推行为罪犯权利实现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社区矫正中适用累进处遇制的构想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服刑人员适用累进处遇制,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项重要方式,值得提倡。一、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未能针对不同矫正对象给予差别处遇。社区矫正是对符合条件的特定罪犯在社区内进行的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按照《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5种罪犯。这5种罪犯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本身罪行较轻或是在监狱内改造较好,或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使得他们的人身危险性较小,在社会内服刑不致再危害社会。通过社区矫正,既能使他们更快更好地…     

全国罪犯改造质量研讨会观点综述

据吉林省监狱学会《监所研究信息》2004年第10期的信息，由中国监狱学会教育改造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罪犯改造质量与处遇个别化理论研讨会，2004年8月6日在新疆石河子市召开。1，关于确立罪犯改造质量的标准问题。我国改造质量标准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新人——自食其力的新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守法公民。     

罪犯的宗教信仰处遇论略

宗教信仰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保障的公民权 ,而罪犯的宗教信仰权利保障有无最易凸现出社会的法治或人治的特征 ,罪犯处遇制度移植引进宗教教诲成为依法治监的时代要求。     

罪犯成因视野中的罪犯处遇政策定位

耿光明等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上撰文《罪犯成因视野中的罪犯处遇政策定位》指出，时罪犯成因的不同认识，决定了罪犯处遇政策的发展走向。罪犯成因和犯罪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罪犯成因命题的科学论点是刑事执行法学正确立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