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罪状之解读

实践中,人们对刑法第306条罪状有着不同的理解。正当的路途应对罪状中的“在刑事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表述进行了较为精细的解读,以求准确理解立法精神,正确指导司法实践。     

《刑法》第306条：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尴尬

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权利的有效实现,有赖于刑事辩护制度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众所周知,没有律师的帮助,任一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都会因不熟悉法律及其他原因而遭受损失。然而,对辩护律师这一辩护制度的核心主体的价值定位,却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我们是那么地需要他,否则就要失去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缺乏法治传统和法律训练,大多数的公民及相当的刑事立法者与刑事政策制定者依旧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结：辩护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于是影影绰绰地、不知不觉地对被告人的辩护…     

张燕代表再提“取消刑法第306条”议案

在进入九届全国人大之前，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就已经成名，各样的荣誉把她推到了陕西律师的尖上。也就是因为她的出色，才成为陕西政法系统中唯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五年中，给全国律师最大的震撼，莫过于在２０００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张燕领衔、３０多位人大代表签名的“建议取消刑法第３０６条”的议案。此消息一经发出，引来了整个法律界的目光，律师自不待言。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司法公正要从立法做起，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立法的保证。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张燕的答复并没有让她满意。今年的五次会…     

“将第306条带上来”一场关于刑法第306条命运的模拟审判

这样的事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有的人可能已经听说过,有的人可能听说过却没见过。同一个案件,同一个事实,同样的证据,同样的场合,却以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程序进行审理。这样的事在2006年5月20—21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确确实     

必须尽快取消《刑法》第306条

自从1997年新《刑法》颁布至今,因违反第306条,而被怀疑和遭遇处罚的刑事辩护律师已有相当数量,仅北京一地就已愈百人。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关《刑法》第306之存废的争议始终此起彼伏、见仁见智。本文将在归纳和总结理论界和实务界对306条的负面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取消《刑法》第306条的几点建议。对《刑法》第306条的负面评价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从法学理论本身来分析,该条的规定缺乏法学理论常识作基础和支撑,不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其次,在社会价值观念层面上,该条的规定没有客观的看待和分析刑事辩护律师的社会定位…     

刑法第306条的困境及其解围

在刑法当中单独规定“律师妨害作证罪”的做法不仅举世罕见。而且也违背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的法理，有职业歧视之嫌。本来，妨害作证或者伪证之类的犯罪。除了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可以实施之外。警察、检察官或者法官之类的司法工作人员也可以实施，这一点，在刑法第307条的规定中也有体现，该条第3款规定，     

《刑法》第306条与律师的权利

一、《刑法》第３０６条并不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有学者认为《刑法》第３０６条之规定有失公正，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他们认为，《刑法》第３０６条冠以律师为特殊主体，模糊了律师尽责与违法之界限，助长了对律师尽职代理的否定与限制，构成了对律师的职业歧视。第３０６条之规定极大的挫伤了广大律师承办案件的积极性与信心，直接影响了新《刑事诉讼法》之实施。单独规定律师伪证罪在社会上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公众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能起多大作用产生怀疑，使艰难的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处于更加困难的局面。本来，新《刑事诉讼法》…     

《刑法》第306条存废之我见——基于辩护律师的视角

从本质上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第306条,使得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案件很难得到充分的辩论与质证.这一立法设置不仅使我国律师的社会公众形象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控辩对抗性造成一定的破坏.《刑法》第306条把辩护律师处于不公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     

《刑法》第306条的困境与突围——从立法层面规范分析与设计

我国《刑法》第306条自97年增设至今在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笔者认为，本法条的设立确有必要。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上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立法层面的改进。本文将从本法条的适用现状切入，规范分析相关立法问题，论证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背景下应以实现制衡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坚持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此指导思想下，通过重新制定《刑法》第306、307条，在《律师法》中确立律协统一行使律师惩戒权前提下由律师惩戒委员会执行的律师惩戒前置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司法审查程序、证人财产保护规定和证人出庭作证强制性规定等，实现与本法条相关的立法完善与设计，以期抛砖引玉，早日突破中国刑事律师面对本法条时步履维艰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     

刑法306条杂感

凌霄松律师被判有罪,涉嫌的罪名是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亳州李利律师也被判有罪,涉嫌罪名依旧。近日,马鞍山陈琦、林勇两律师又被逮捕,涉嫌的仍然是刑法第306条所定之罪。如果说凌霄松律师被判有罪使我感到震惊的话,那么,面对近来接连发生律师因涉嫌辩护人伪证罪而被追诉的案件,更使我有一种彻骨之寒。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刑法规避探析

公平、公正、规范是刑事执法的内在要求。论述刑法规避的概念、构成要件,研究刑事执法实践中出现的刑法规避现象并分析其原因,提出遏制与预防刑法规避的对策,对追求刑事执法公正、公平、规范的刑事执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犯罪主体之探析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关于本罪的犯罪主体,刑法明确规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又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这一规定已远远落后于司法实践的发展,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辩护和诉讼代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都可能发生具有相当危害性的妨害证据的行为,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以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中对此予以确认也势在必行。     

从刑法的特征看刑法解释的立场

刑法解释的立场,就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的理论,即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时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是应当"固守原意"来解释刑法,还是努力解释刑法使之不断适应现实社会.不同的部门法的立法价值、理念及法律规定的方式等不同.会对法律解释的立场有不同的要求.刑法是公法的代表,调整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罪刑关系,直接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如生命、自由等,刑法的规定较为明确.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其解释更为严格.民法作为私法的代表.体现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立法的规定也较为概括、抽象,与刑法存在很大的不同.刑法解释的立场应不同于民法解释,刑法解释中形式合理性更具意义,应采主观说为主、客观说为辅.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论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基于对人权保护重要性的共识,刑法国际化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刑法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型国家,其刑法现代化的进程应该顺应当今世界的刑法趋势,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应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刑法国际化立法,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在注重我国刑法本土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现有刑事制度的完善,减少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性,以便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实现刑法应有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