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中行贿罪的理解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有三款内容。其中第二款之规定笔者认为是特指商业领域里的商业贿赂犯罪。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这里符合立法本意的,同时也是多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行贿罪立法中的排除性规定

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二者并不形成对应关系。只有将“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属性统一到“主观要件”上，才能实现行贿罪构成要件的周全性。只有当主观上不具备行贿的意图，客观上没有实施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贿赂的行为及其结果，才能不按行贿定罪处罚。《刑法》第389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修改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浅论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行贿罪的立法存在疏漏。国家工作人员犯行贿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行贿行为不应只限定为交付，应当扩充行贿的内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行贿罪的要件之一，应当增设罚金刑。     

浅论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行贿罪的立法存在疏漏。国家工作人员犯行贿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行贿行为不应只限定为交付,应当扩充行贿的内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行贿罪的要件之一,应当增设罚金刑。     

支付“加速费”行为的刑法认定

在中国刑法语境下,行为人支付加速费是为了加速获取必得的合法利益,无论行为人支付何种数额的加速费,并没有使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工作人员勤勉尽责,故,其行为不应被认定为行贿罪。加速费的合法化与《禁止在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不冲突,美国《反海外贿赂法》中亦有出罪的规定。     

中、日侵占罪中“他人财物”问题比较研究

中、日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侵占代为保管的非法寄托物、赃物或包装的内容物能否构成侵占罪，均存在较大的争议。比较中、日刑法学者的不同观点，并结合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赃物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非法寄托物与包装的内容物能够成为侵占罪中的“他人财物”。     

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及理性分析

行为人在实施侵犯人身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分析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性质,即判断先前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状态,接着判断先前暴力行为是否形成新的“威胁”以及是否被“捎带财物行为”实施时所利用,最终作出合理的结论。     

绑架过程中夺取被害人财物行为的定罪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对绑架过程中夺取被害人财物行为的处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择一重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于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对于以其他目的绑架人质的绑架罪却不合理。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研究

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是判断利益正当与否的法律依据.学界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取消说和保留说的分歧,但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治理受贿犯罪,因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不宜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非暴力公然获取他人财物行为的认定

非暴力公然获取他人财物行为,是指行为人未使用暴力,在被害人知晓的情况下非法公然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修正解释引入德日刑法有关盗窃的理论,将盗窃行为扩大至公然平和的行为方式。然而,从我国已有的法律传统出发,结合我国现有的财产犯罪立法例,及目前普通民众的朴素认识和司法实务的现状,将盗窃行为扩大至公然、非秘密的行为方式还不成熟。未对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采用人身强制,但是以为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知晓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抢夺。     

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虽然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广泛的一致性,但对其具体内容,仍是莫衷一是,本文以“区域”及其资源为切入点,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探讨了该原则的本质、内容及实践,并结合我国国情,简要阐述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我国的关系。     

我国贿赂犯罪罪名设置合理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关于行贿、受贿犯罪的主体与对象特征规定较为混乱,影响了大众对这些犯罪的认知,笔者建议变更现有立法模式,将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分别予以整合形成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罪名整合后不仅简化现有罪名体系,便于公众认知与学习,而且也为今后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做了铺垫。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受贿与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关于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内容的具体设想。     

我国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罪名。然而从设立至今,它也是备受诘难、争议最多的一个罪名;与世界其它国家类似规定相比,可以看出其主要问题就是法定刑设置过轻。因此,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必须置身于全球视野之下,结合特定国情,才能探索出真正发挥其功能的立法模式建构。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的单纯政府供给模式存在着决策机制不合理、筹资渠道单一、竞争机制缺失、供给结构失衡的制度缺陷,若想把财政“触角”有效延伸到最“末端”的农村公共服务之中、激活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原动力”,从单纯政府供给模式转向鼓励农户参与供给模式应该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为此,必须依托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调整多重影响因素;必须...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对象

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对象是"他人财物",不动产、种类物、公共财物、无体物中的电力、煤气、天然气、热能等无形能源以及用于非法目的或作为实现非法目的之工具的财物可以成为"代为保管"的对象,违禁品和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财物不能成为"代为保管"的对象.无体物中的技术成果、技术秘密、专利、商标、作品等精神产品和智力成果一般不能成为"代为保管"的对象,但不排除特定情况下成为"代为保管"对象的可能性.     

产权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产权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产权是非市场型产权,传统公有产权的转型就是由非市场型产权向市场型产权的转变。产权分化是现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趋势,现代企业制度是产权分化的产物,它既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又是向公有产权过渡的条件。法人财产权是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多重内涵和属性,通常指的是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般特征。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直接等于公有制,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需要把公有制的内涵与股份制这种形式结合起来。     

权利行使与财产罪的辨析

对采取非法手段救济自己权利的行为,究竟应如何予以认定,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界还是国内的刑法学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相异观点的背后,又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基于刑法机能二元论,在对行使权利行为分析考察时,应放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框架下,既要体现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的精神,还要体现出保障公民权利的取向。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问题研究

当前受贿型渎职犯罪高发频发，对其并罚还是单罚，理论界分歧较大，司法实务部门也颇感困惑，严重制约了该类犯罪的查处。如何处理受贿型渎职犯罪，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司法难点问题，如罪数判断的原则与标准；“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定位；“收受他人财物”在渎职罪犯罪构成中的定位等。依据罪则刑相适应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受贿型渎职犯罪应当认定为数罪并罚。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为了快速侦破案件,向社会不特定人作出的一种以赏金换取侦查线索的法律行为。刑事悬赏的性质: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构建刑事悬赏制度包括悬赏海报的制作、适用范围、赏金来源、标准、发放原则、举报人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