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化的政法逻辑

<正>城乡平等问题才是农民在宪法上的核心问题,即"农民公民化"问题。改革以来,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作为"使用权"的土地权利,在政治上获得了作为社会自治权利的村民自治权,这大大刺激了农业生产力的释放和农民政治素质的     

走向权利的联合: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既是从广阔的历史维度与方法论视角对社会革命后农业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指引,同时也融入了其对农民自身主体地位与终极命运的深度关切。农业合作体制"异化"问题根本上讲是未能从劳动者主体性立场出发明确农民在"集体"中的地位及其权利实现方式。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实践,农业劳动者"权利的联合"应当成为新时代构建农业合作组织的基础,这既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需,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在要求。     

农民权利保护的关键：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

农民权利保护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主体地位的虚置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权利保护的效果。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农民权利保护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应当注意全面性研究视角与主动性研究立场的把握、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建立等问题。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农民权利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权利缺失的真实困境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提出，在农民权利贫困研究中有着诸多贡献，它为透视与评判当前中国农民权利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表达自由、经济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迁徙自由等可以作为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我国农民阶层政治参与权利的现状分析

导致农民阶层处于弱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而农民阶层权利贫困主要是指政治参与权利的缺失。农民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已经在客观上处于与其他阶层不对等的地位，致使农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不处于政治权力中心核心区域，在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体系和相关的公共政策中影响有限。研究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与解困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急需关注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农民主体观理路探析

习近平农民主体观具有深刻的逻辑基础、丰富的理论蕴涵、明确的实践向度,呈现出"为什么要坚持农民主体""如何理解农民主体""怎样坚持农民主体"的清晰理路。理论渊源、现实审视、价值取向是构成逻辑基础的三个重要维度。理论蕴涵体现在农民创造主体、农民价值主体、农民评价主体三个方面,回答了"三农"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归谁享有、工作成效由谁评价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供了理论指引:提升农民、激活内生动力是内在要求,深化改革、强化制度供给是外部条件,党管农村、发挥政治优势是政治保障。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的动力机制及其优化路径

农民集中居住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和环节。依据推拉理论解释,农民集中居住是由农民自居地的推力和拉力,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生成的;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角色错位、"大跃进式"的农民集中居住、农民集中居住与地方性知识的脱节等现实困境;应该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尊重地方性知识,立足乡村本位等路径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有序发展。     

反腐新路:将“权力制约”与“权利制约”相结合

《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中,党内监督、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创举。这两项党内法规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两个政治学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并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     

有为与有位: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型失地农民职业转换——基于三个城市的比较研究

被征地农民的问题,尤其是农民职业转换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到改革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及文明的进步.通过武汉、石家庄和信阳三个城市的对比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再就业过程中不仅受征地制度政策、农民自身条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解决征地农民的职业转换,让失地农民在劳动创造中充分发挥作用,应统筹政府利益和农民利益,明确政府职能,强化政府服务,以强调政府责任本位和被征地农民的权利本位.     

农地整理过程中农民权利实现程度测度及其障碍因子诊断——以湖北省孝南区等4个县市为实证

农地整理过程中农民权利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湖北省孝南区等4个县市农地整理过程中农民权利实现程度都很低,知情权、话语权和监督权的缺失共同阻碍了农民权利的最终实现;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选址决策、规划布局方案制定、规划设计变更方案制定和竣工验收的程度,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了解程度和监督程度,以及对规划设计方案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地整理过程中农民权利实现程度的主要障碍因子。因此,为了有效避免与化解农地整理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话语权和监督权。现阶段,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各项信息的公开程度,健全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的规章制度,鼓励农民全程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对保护农民在农地整理过程中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公力救济——现有农民权利护探析

新时期"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国家和社会机制运行中的一个瓶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本文以农民权利为主线,分析了农民权利保护程度偏低的原因,并从公权力角度提出了保护农民权利的几点意义和建议,希望能站在法律维度为农民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和谐社会中的农民矿工权利保障机制

农民矿工具有以下特点:文化素质较低,年龄偏大;缺乏权利保障意识;工作条件恶劣;生活状况相对较差。我国现行矿工权利保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从农民矿工自身、采矿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完善农民矿工的权利保障机制。     

保障农民地位转型的法律路径走向

新时期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地位的转型,城乡二元体制中的农民向城乡一体化体制中的农民转型,完成城乡二元体制中弱势地位的农民向城乡一体化体制中平等地位农民的转化。而要保障农民地位的转型,就要改变当前一些法律路径走向,即从保障财富平等、权利平等向保障财富平等、权利平等和素质平等的转化;从保护经济权益向保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的全面保护的转化;实现从保障性法律制度向保障性与发展性并重的法律制度的转化;从赋予抽象权利向落实具体权利转化。     

农村征地问题的法学分析及其超越——评李可《权利 权威与公正》

李可博士新著《权利 权威与公正》以实证调研材料为分析对象,运用法社会学和法规范学的方法展开研究。该书对被征地农民、用地单位、征地部门的行为进行微观分析,探寻其中的规律特征,认为当下农民土地权益难以保障的困境根源在于土地权利体系的缺失,因而应通过设立耕作权及土地权利体系完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该种思路难免存在诸多问题。李可博士提出的"菲尔图"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具体问题及方向论析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要求,强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保障农民的根本权利,目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方法是采取非强迫命令手段,目标是实现农村土地的最优配置。新时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破解土地权利能否分离、划定土地承包者与经营者权利边界、甄别集体土地所有制性质、破解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的难题。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论述,要保护农村集体成员的土地权益、维护农民的经济独立性、加强对资本投资农地的引导、构建新型乡村振兴主体。     

以农民身份参选更合适

正村委会主任属于农民群众中的一员,具有干部、群众双重身份,一般农民群众享有的权利,其也理应享有。村委会主任以农民身份参选,是其农民身份行使权利的具体体现,应当予以保障。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为一个公民,其村委会主任的干部身份只是一时的,该角色随时可能因世事变化而变化,而其农民身份将伴随一生,更具有永久性,因此,村委会主任以农民身份参选人大代表更合适。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现状及对策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注重农民的利益表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组织缺位,利益表达权利意识缺乏.利益表达客体角色错位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使我国农民利益表达非理性行为大量产生.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必须注重农民的利益表达,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权利意识,加强农民的自身团结.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引导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表达.     

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与农民阶层的权利诉求

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各项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宪政作为制度保障。保障农民阶层权利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宪政的基本要求,然而宪政在保障政治文明价值目标实现中却存在不少弊端,导致农民阶层一些权利的缺失,应充实宪法保障的相关内容,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确保农民阶层各项权利的有效实现。     

略论农民权利的性质和表征——兼及实现农民权利的路径选择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权利问题。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既有与其他群体相同的权利,又有着自己群体固有的权利。农民权利具有基本性、身份性、不平等性、贫困性、个体性及法定性等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权利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民权利仍凸显不足。该文提出,要构建立法、执法、司法及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四位一体的保障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权利。     

善、共善、自由与国家——格林政治伦理思想探究

对格林政治伦理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格林政治哲学、自由理论等研究中的附带提及阶段,对格林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审视成为争论的焦点。将格林"共善"的概念仅仅看作其论证积极自由的理论逻辑起点的观点是对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共善在格林政治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仅仅共善是权利、自由、国家的逻辑起点,更是权利、自由、国家实现的目标;离开共善,格林思想中的权利、自由、国家皆不复存在;权利、自由、国家在共善的浸泡中才能生存与成长,而格林思想中一切概念的引入恰恰是为了实现共善,这才是格林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