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晚清国人切实体会到了被迫以签订国际条约的方式来解决和国际社会种种纠纷的痛楚与无奈.条约也逐渐成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经济纠纷及政治冲突的主要方法.晚清时代国人对国际法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靠近的转变,无不体现出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西方国际法”时的“主权”意识.     

论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续完)

四、条约的遵守与适用 （一）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条约依法缔结生效后,即对当事各方具有拘束力,必须由当事各方善意履行。对此,国际法上有一项“条约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即缔结条约以后,各方必须按照条约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违反。 条约必须遵守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是由国际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法是各主权国家之间在自愿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由于国际社会并没有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来保证国际法的遵守与执行,因此,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能…     

论国际法与国际条约

自１９７１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我国的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仅缔结和参加的多边条约有二百多项、双边条约有一万多项,大家迫切希望增加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知识。今年４月２９日,李鹏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讲座”,邀请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江国青博士作了关于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讲演。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分期刊出他的讲演稿,供大家学习、参考。本期刊登讲演稿的第一部分“国际法的概念与当代的发展”,随后几期刊登第二部分“国际条约是当代国际法的最主要渊源”、第三部分“条约的缔结程序”和第四部分“条约的遵守与适用”。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

作为国际法组成部分的国际条约在英美国家有着各自的适用方式,英国以转化为主,美国以纳入为主。文章以相关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时的效力位阶由宪法明确规定,同时以转化为主,兼采纳入,规范条约生效形式。     

公共治理中的软法

一、软法的兴起:社会治理规范多元化软法(soft-law)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是一个与硬法(hard-law)相对称的概念,主要适用于国际法范畴,指称"非条约"协议。①学术界对软法尚未形成确切、统一、权威的定义。针对条约(treaty)、公约(convention)、协议书(protocol)、声明(statement)、宣言(declaration)等多种形态的国际法规范,有些     

论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续一)

二、国际条约是当代国际法的最主要渊源（一）国际法渊源从国际习惯向条约的演变前面我们提到当代国际法的主要发展动向之一是国际法的系统化和法典化,即国际法渊源的变化。什么是国际法的渊源呢？一般认为,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由于其产生或出现的方式不同而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国内法上也有法的渊源的概念,如在我国,法律的渊源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它们都是成文法。有些国家法的渊源除了成文法以外还包括一些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司法判例等。国际法的渊源则有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等…     

论19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

19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大发展时期：批判“唯一在欧洲得到承认的国际法法典”——维也纳条约；揭露西方列强的掠夺性殖民战争，捍卫殖民地民族的合法权益；揭露西方列强外交上的背信弃义，重申国际关系的进步原则。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指鸦片战争以后活动于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晚清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最先觉醒的一批中国文人。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由于受到"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他们既传播西方科学却又排斥西方思想,固守传统文化却又面临进退失据的文化困境。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在身份、信仰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揭示了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在知识分子思想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蒲安臣和《蒲安臣条约》看晚清中美关系

蒲安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使节,由于他本身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使得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主导下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从蒲安臣的经历以及《蒲安臣条约》看出：晚清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的产物,而清政府则希望利用美国相对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善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蒲安臣条约》在劳工、留学等方面对日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是中国大国崛起的转折点

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世界大国,自近代以来却沦为世界列强共同宰割的"鱼腩"。抗日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国作为当代世界大国崛起的转折点。首先,由于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赏,使中国从一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转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重树国际尊严,谱写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林则徐对西方国际法的引进及运用

林则徐对西方国际法的引进,不仅限于对《各国律例》个别语段的摘译,而且渗透在他所主持翻译的其它西文资料中。在与英人交涉的全过程中,林则徐始终坚守了主权、公义的原则,却没有史料认定这都是他有意识运用国际法的行为。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后期林则徐积极主动地研究国际法并以其作为外交斗争的武器,表明他对国际法认知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林则徐在引进西方国际法方面的贡献需要重新评估,其最早将西方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的历史事实应予以充分肯定。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随着频繁地参与国际交往,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的适用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本文在简要分析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其典型实践后,针对我国适用国际条约的现状,提出了应采取“纳入为主,转化为辅”的适用方式。     

“一揽子交易”为何难以达成“最佳共识”——多边国际造法的实践难题

在国际谈判中,“一揽子交易”是一种经常用来促成妥协和达成共识的谈判方法。长期以来,“一揽子交易”在国际造法中被普遍运用,彰显出强大的制度价值与内在生命力。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既对条约起到积极的塑造作用,能够维护条约的稳定性、完整性并影响条约的解释与适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条约的模糊性,容易引发国际争端以及阻碍条约的渐进发展。总体来看,“一揽子交易”虽然不是国际造法的最佳状态,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是比较可行且值得推崇的国际造法方式,体现了互谅互让的国际合作原则与协商一致的精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揽子交易”对中国参与国际造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能够促进中国的主张融入国际法体系和助力中国开展国际斗争与合作,不过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其可能给中国权益带来的消极影响。     

历史变革与国际法形式变革的螺旋推进

随着国际社会的历史嬗变,国际法的形式也有所发展。与此相对,国际法在形式层面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动和改变了世界历史。因循国际法形式变革的足迹可知,条约和习惯经历了从零散分布到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过程,学说教义、判例、原则和国际组织带动造法等多种国际法形式也先后亮相;而部分国际法形式在当下逆全球化的趋势下又陷入滞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变革并不是超验于人类社会的独立进程,而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因势而动,应被解读为国际法面对历史变革所作出的回应。同时,国际法形式变革也对国际格局产生了一定的软约束和引导作用。总体而言,历史变革与国际法形式变革呈现出螺旋并进、相互但非等量影响的态势。     

论ICSID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对国内法的适用

越来越多的国内事项进入国际投资法领域。在投资者——国家之间的投资仲裁中,仲裁庭适用国内法并运用国际法来审核国内法,在解释投资条约时却因顾东道国国内法而全部适用国际条约的解释规则,导致不公平与荒谬。在坚持国际投资条约限制东道国不合理行为的同时,也应该确保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管辖权的实现。     

晚清沿海一带曾是亚洲最好挣钱的地方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战败国的地位,被迫与西方诸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样的历史局面,从一个国家的地理意义上看,或者从一个守土为疆的天朝政府看,的确是再屈辱不过的事情。但从一个经济体的商业贸易发展看,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晚清的贸易水平却由此扶摇直上,最明显的局面发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市场结构,金融流动、贸易中心、航运物流,甚至包括了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产生了一种近     

国际条约的适用与我国宪法规范

“约定必须信守”是一项古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国内法领域内得到广泛认可 ,而且发展成为国际法上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在条约缔结后 ,各方必须按照条约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 ,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主权平等的特点 ,这一原则为国际间的相互信赖创造了条件 ,从而为维持和发展正常的国际关系、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正因为如此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一向确认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强调其重要意义 ,许多重要的国际文件也都载有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定 ,如19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 1986年《维也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国…     

简析中国刑事国际追赃适用方法

中国通过国际法进行刑事国际追赃,应明确适用的公约、条约,并善于解决国际法的概约性和缺憾性问题。适用国际刑事诉讼追赃,注重解决管辖权和协助举证问题;适用国际民事诉讼追赃,注重解决诉讼的主体选择和证据适用问题。适用中国法律追赃,应注重解决罪赃确权和帮助、协助取证以及确权承认与执行问题。通过分享补偿方法进行追赃,注意确定分享范围和比例问题。运用中国刑事政策进行追赃,要善于使用规劝、敦促退赃方式。     

对外友协、中朝友协举行盛大招待会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朝鲜友好协会7月1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35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中朝     

国际条约中船舶污染刑事责任要件在国内的严格化适用

"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是古老的国际法原则,生效条约具有约束力,缔约国应当遵守,其国内立法不应与条约相冲突。然而,在重大船舶污染事故中,沿海国往往违背相关国际条约规定,适用国内法律对责任方施以刑事处罚。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对国外相关案例的梳理,并深入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及理论基础,可以认为国际条约下船舶污染刑事责任要件存在严格化适用的趋势,这既不利于船舶污染防控的统一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阻碍航运业的健康发展,亦可能使沿海国承担违反条约的国际责任。我国应恪守已加入的船舶污染防控相关国际条约,并据以制订或调整相关国内法律,对船舶污染事故负有责任的当事方施加刑事处罚,在国际条约允许的框架内更好地防止船舶污染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