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地方立法新图景

2019年,省人大常委会瞄准地方立法工作重点领域,持续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完善立法工作体制、机制,发挥地方立法补充、先行、创制的作用,推动我省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发展。以问题为导向,创新立法工作2019年,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省本级地方性法规5件,审议了3件。省人大常委会突出“提质增效”要求,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人大主导立法工作方式,以立法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湖南走在全国前列的立法实践

一直以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把地方立法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立法机制创新和自主性特色立法上走出一条有湖南特色的地方立法之路。     

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主要经验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地方组织法,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从法律上确定了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2015年立法法修改,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2018年宪法修改为这一规定提供了根本法依据。赋予和扩大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发展的里程碑,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制度安排。     

攻克“立法之难”

<正>近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围绕大局,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统筹推进各领域立法工作,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法治保障。与此同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期盼相比,地方立法工作面临一些难点问题,亟待解决。地方立法工作面临的主要难题     

传承立法初心 守护“山水洲城”

长沙市地方立法工作始终与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同频共振,始终彰显守护“山水洲城”的立法初心。从1982年至今30多年来,长沙市共制定地方性法规68部,修改(订)50部次,废止27部,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41部。1982年,地方组织法的修改赋予长沙市“拟订”地方性法规的权力,长沙市1983年就拟定了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草案)《长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拟订权”上升为“制定权”,1987年,制定了第一部地方性法规《长沙市关于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1990年,制定了第一部管理地方特色事务的法规《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并且第一次废止了一部地方性法规。     

质量安全是交通建设工程的生命线

<正>地方立法工作亟需加强2014年1月9日,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条例》。这是我国关于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的首个地方性法规,对于开拓地方立法空间和推进地方立法精细化,具有标本和示范作用。贵州省人大财经委在《关于〈贵州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条例(草     

湖南:立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加油

<正>年前,我省有6件地方性法规在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其中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林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中的"三年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规定在全国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林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填补了我国林产品地方立法的空白;而我省民用建筑节能工作的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则为我省建筑节能事业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立法法力推立法质量“新政”

<正>今年8月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大目标是治理立法越权、立法冲突、立法低质、立法争利等现实弊端。综观修法草案,这一诉求不仅体现于对立法听证、公布法律草案等既有立法质量关卡的强化,更在于引入了诸多保障、提升、监督立法质量的新机制,这些制度"新政",或将对未来的立法实践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立法评估双翼齐飞确立法律案通过前评估制度,被视为此次立法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根据修法草案,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工作机构可以对草案     

地方立法新纪元

<正>日前,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确定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郴州等七个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首批制定地方性法规,开启我省地方立法扩权的新纪元。立法权赋予设区的市,谁先谁后?去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立法法修正案,全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由原来的49个扩至284个。具体到湖南,拥有地方立法权...     

地方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的新使命

<正>"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立法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地方立法应当如何面对、如何作为?     

把提高实效作为立法工作的灵魂

<正>掌握地方立法的主导权,围绕中心、以人为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将提高立法实效作为贯穿立法工作的灵魂。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提出"少而精、抓质量、重实效"的要求,抓住立法工作的"牛鼻子"——立法实效,为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进一步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努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迈上新台阶

自2015年12月获准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湘潭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立法工作,立足全市实际,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已制定出台5部地方性法规:《湘潭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饩理条例》《湘潭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湘潭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湘潭市城市绿化条例》《湘潭市爱国P.生条例》,较好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地方立法工作应当坚持“三种思维”

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提出了“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的要求,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特別是地方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如何做好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笔者认为,应发扬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坚持“三种思维”,推动地方立法工作。     

浅谈如何提升地方立法质量

当前,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工作?地方立法工作如何做实做精做细?如何做到有特色真管用?作为地方立法工作者,笔者认为,要把准政治方向,把好立法关□,把稳利益结合点、平衡点,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地方立法质量。     

2009,地方人大新政

<正>过去一年,地方人大新政不乏亮点:立法承传民主和科学的基因,实效和公开成为监督工作的价值取向,预算公开在上下联动推导下开始破题,优化行权程序成为人大建设的积极追求。还有,人大权力、代表职守与公民意见的对接渐成气候。地方人大通过立法听证、公开法规草案、征集立法建议项目等"常规动作",不断扩大民意的深度参与,推动立法质量的提高。立法:扩大民意的深度参与2009年,地方人大在顺势转向社会立法的同时,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向纵深推进。地方人大通过立法听证、公开法规草案、征集立法建议项目等"常规动作",进一步扩大民意的有序、深度参与。     

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

以澳门和内地的客观现实差异,实现完全的法律统一,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和广东之间特别是澳门与珠海之间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协调和法律衔接创造了条件。澳门和珠海之间协同立法旨在充分利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权和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针对“一国两制”条件下澳门和内地互涉事务纷繁复杂、缺乏经验和范例、不确定的因素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先就互涉领域或需要法律规则衔接的领域的立法事宜取得共识,再通过各自的立法程序制定、修改法律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及其不利后果,因此,协同立法本质上是新型“法制协调立法”。     

急用先行,立法更务实管用

2020年,省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着力探索“既要讲好党言党语,也要讲好法言法语”的法治实践,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及其法律基础的适当性

2017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首部在欧盟层面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并且试图协调成员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条例草案。欧盟委员会背离原先处理主权财富基金的立场,将共同商业政策作为立法草案的法律基础,并且认为欧盟具有专属权能并采取共同决策的立法程序。对欧盟立法措施及其缔结的国际协定而言,法律基础的选择极为重要,不适当的法律基础将导致法令无效。鉴于外资安全审查也涉及欧盟资本自由流动规则,本文通过比较欧洲联盟基础条约和欧洲联盟法院的判例法,特别是2017年第2/15号意见来分析该立法草案法律基础的适当性。文章认为,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构成欧盟法单方面承诺资本自由流动的"后退"措施,其法律基础应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64条,而非共同商业政策。     

城市善治源自良善立法

<正>广东此次力图以地方法规形式,为食品摊贩的生存权利提供更权威、更长效的法制保障,由此见证的,也是城市治理立法理念的重大转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近期审议了该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增"定点定时摆摊"条款,即在规定时段内,允许食品摊贩在临时指定的城市非主干道两侧经营。该条款一旦通过,意味着食品摊贩将拥有更大的法定生存空间,但其真正价值更在于,提供了破解当下城市治理普遍性困局的立法范本。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的对抗,已成为当下城市治理的一大焦点。一些城市也将城管困局归咎于城管的权     

俄罗斯的地方主义

随着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地方实力大大增强。二年前,中央行政和立法官员为在政治斗争中取胜而求助于地方支持,从此,权力日益转向地方。有些地方自己斟酌向联邦预算交纳多少税金;自己晋升为共和国,联邦中的共和国无视联邦法律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宣称共和国法规高于联邦法律。这些现象描绘出一幅“诸侯割据”的景象。对这一景象应采取何种对策,俄政治家莫衷一是。俄专家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