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路径——基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深化,是对中国共产党近7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新时代党防范化解重大执政风险的科学决策,从价值维度、制度维度、组织维度和技术维度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对标这些要求,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方向,以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基础,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为抓手,以提升党建工作的"集约化"水平为支撑。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先进性

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正确认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党。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共产党已经经历了革命党和执政党两个阶段。共产党人对革命党先进性的认识基本上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对执政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充满了更多的曲折 ,经历了更多的失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因为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认识党的先进性 ,最终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先进性的认识也经历过曲折 ,但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对执政党先进性的认识一步步深化。“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先进性的认识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陈云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理论特色

陈云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的角度 ,阐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强调提高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一项“最迫切的任务” ;二是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强调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和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的前提与基础。三是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角度 ,阐述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和加强党风建设“两手抓”的思路。上述三方面的内容 ,构成了陈云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     

科学界定和把握执政党意识的理论内涵

树立党的执政意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树立执政意识,首要在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执政党意识的科学内涵。界定和把握执政党意识的理论内涵,明确作为执政党及其成员,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出发,用执政党意识来执掌国家政权。只有树立和增强执政党意识,才能真正搞好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得以巩固。我们党今天要增强的执政意识,其实质是执政党意识。这是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毋庸讳言,我们党在执政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忽视了对增强执政意识的深层次思考,使增强执政意识更多的停留在强调政权的不可转移性…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和思想理论创新——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提出许多新的新思想。其最大贡献是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面临"四个风险"、"四个考验"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在新的人口计生工作实践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这是党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是应对严峻挑战和完成历史任务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课题，是世界政党政治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执政党提出的新挑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党意识形态之特性

现代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证明: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或者执政党和革命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建设性、包容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和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执政的历史方位之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特点,标志着党对其执政地位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深刻转变。     

执政党建设的新宣言——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体会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而深刻地阐述了一系列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党的十七大报告确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目标;谋划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布局;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方法、新路径和新的标准;描绘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员的新形象。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以及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宣言。     

政治价值整合: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

政治价值整合是执政党应对政治环境和党的历史方位变化,对党的纲领、性质和奋斗目标、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深化认识,回应政治挑战的重要手段。批判式反思与整合性建构是实现执政党政治价值整合的关键环节,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扩大党内民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实现执政党政治价值整合的重要途径。     

增强规避执政风险的能力

执政有没有风险?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     

建国后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

一 建国以后,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党的地位、自身状况和所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怎样建设执政党,怎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新课题,必须进行新的探索。     

十七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形成了一整套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回答了"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有别于"革命党"建设的论点,确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目标、执政党建设的主题以及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它包括邓小平党     

国外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国外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五个方面的启示: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以符合国情民意;执政党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的任务,同时要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执政党必须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不断扩大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执政党必须真正实行党内民主,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执政党必须解决腐败问题,保持政治上的清明.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我们党始终重视执政党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都一直在进行思考和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新命题,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了决定,对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内涵、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做了科学的概括,不仅丰富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防范和应对执政风险的理论与实践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看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执政地位被国内外反革命武装力量推翻的风险、党骄傲和腐化变质的风险、党内形成贵族阶层的风险、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风险以及党被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这些风险的主要对策是: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和加强人民政权的专政,粉碎敌人的武装进攻和镇压反革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修防修；注意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重温毛泽东关于执政党拒腐防变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于党如何拒腐防变,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提出共产党员要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要特别注意反对官僚主义。这些思想对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刍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求“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沽的执政党。”这对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丁总体性和战略性的要求．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新内涵。     

近年来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的提出,突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重心和中心,符合执政党基本特点的需要,又继承了以往党的建设的传统,成为"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重大理论的具体内涵。     

健全党的决策监督机制

作为执政党 ,尤其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导决策符合人民的利益 ,就必须自觉地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决策监督机制。本文从我们党的决策监督的实际出发 ,分析了党的决策监督机制的构成和功能 ,对党的决策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健全党的决策监督机制的措施和方法。     

略论以执政党文化丰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政党文化对国家与社会的引领和导向功能，决定了执政党文化对于国家和社会法制文化的统领作用。因此，要使我们党成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构建者、推动者和领导者，就必须要以执政党文化的自觉机制促进法治的形成；以执政党文化的社会性机制弥补法治的功能盲区；以执政党的核心文化影响法治文化的价值倾向；以执政党的义务文化导向法治的权利文化；以执政党的精英文化领导法治的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