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村居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活动,以试图影响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或者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它具有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内生动力和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本身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阶段,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已存在一些渠道,但也面临参与层次低,参与内容单一,参与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农民自身也缺乏政治参与所必备的公民文化。为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农民政治参与,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和信访制度,引导农民利用网络参与等措施,建构乡村现代政治文化等,不断扩大农民政治参与。     

农民现代性的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学路径分析

农村政治现代化与农民现代性的构建是一个相生相成的历史过程,两者所趋向的目标是同一个主体的两个不同层面,农村的政治现代化离不开农民适当的政治参与、足够的政治信任和充分的自主、理性精神,而这些正是农民政治现代性的体现。让初具现代性的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真正主角,是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这种路径从政治学视野来说就是以农民为本,用主流政治文化统帅乡村的价值导向,以完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治理机制为农民体验民主的重要渠道,将培养具有现代性的农民既作为起点又作为终点。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北大核心SSCI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构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是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支撑。本研究着重分析我国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现行发展所面临的桎梏,探讨构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耦合机制,分析构建现代化乡村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化策略,拟从发展农村居民健康服务业、以“大健康”为农村健康生态格局、加强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推动农村健康治理现代化、健康服务体系资源配置五个方面提出有利于补齐农民健康服务产业短板,构建乡村大健康生态格局,强化农民群众健康素养教育,提升农村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具体建议,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健康中国”目标,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的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看妇女参政——对吉林省梨树县村委会直选的思考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村委会实行直选,坚持直接、平等、公开、竞争的原则,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也为农村妇女参政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农村妇女参与村务管理不仅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加快了农业、农民、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治理的效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此来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其他因素对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可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探讨

在乡村社会,农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乡村治理必须以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而乡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又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息息相关。农民利益的实现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发展的目标是趋向乡村"善治",于是"善治"理念便对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出了具体要求。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和现实启示

<正>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毫无疑问,乡村振兴首要的指向就是农民群体,根本动力和核心旨归也是农民群体。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政府干、农民看”的现象,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走访、质性分析等方法,总结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提出因地制宜构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特色模式的现实启示。一、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主要模式(一)国外模式西方国家较早地重视和推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其有效举措、良好成效和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在社会变迁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当前,要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明确乡村社会治理基本目标,注重乡村社会治理的全民参与,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政治现代化视域下的农民问题研究

农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引导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树立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并高度重视农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等途径来不断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视域下的农民问题研究

农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引导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树立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并高度重视农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等途径来不断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演进路径分析——台州农村政治参与是如何推进政治文化变革的

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内容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激活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独立人格和法治观念,同时这些意识和观念只有通过丰富多彩的政治参与实践的锻炼才能得以体现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