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正>我省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共有散居少数民族人口310多万,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7%,且少数民族人口居住相对较为集中,大多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高寒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我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较快发展,但我省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整体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5月29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情况的报告,为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听诊把脉"。     

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与反思

自2010年以来,文化多元主义在欧洲多个国家"被宣告"失败,深刻地反映了欧洲社会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厚此薄彼的态度——积极支持欧洲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却消极对待以移民群体为代表的非欧洲文化的存在;文化纠结是当代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实践中的一种真实心态,折射出他们在国家与民族认同层面上的价值诉求;欧洲国家不应当仍旧把持"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去治理和应对一个实际上已经"多民族化"的国家现实,"多元一体"应当成为未来国家与民族建构的指向。     

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

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歧见丛生、远未成型、前景未卜的话题。即便如此,对于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观念基础进行反思并不为时过早。通过从两个角度对"中国学派"背后所体现的观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学派"面临的观念困境在于:如果我们批判西方作为深层差异之外在表现成果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会株连到该内核的其他优势方面?在主张中国观念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潜在的弊端与危害?在中国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只有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文化、文明和思想层面的崛起及民族精神革新之后,才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思想的活水源头。换言之,对理论的建构者而言,与其循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而思考建构理论,不如立足于思考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关于如何塑造强大的积极的个体、如何保持民族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进而思考我们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去稍远,但却能够保证理论应用的品质及其价值维度。     

转轨时期蒙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本文从国内和国家层面对转轨以来蒙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国内层面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民族、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的敏感和重视,其目的一是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二是鼓舞民众的斗志,减少失落感;三是从文化和心理上与两个邻国划清界限;四是引起世界的关注,扩大国际影响和地位,发展经济。     

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

本文以全球化理论认识和反全球化思潮为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和政治思潮进行了动力、机制、认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的转折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全球化红利"支付难题,已经导致民族国家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而社会底层运动的呼声,得到了西方部分政治代表人物的响应并推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念转换,这些都是影响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传统西方左右翼政党的主流政治无法全面应对极右翼跨界联合的新挑战,从而在更深的文明层面引发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对抗,而这种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扩散正在主导本轮反全球化的方向。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转型以来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在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所引发的民族问题中,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从联邦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是以联邦主体为单位的各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问题;第二,从联邦主体层面来讲,各联邦主体内部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宪政结构与联邦化的制度实践来看,俄罗斯先是采用协商性的联邦制,而后到普京时期又辅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进程与制度构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

文章介绍了罗坎的"中心构成"理论和巴尔托里尼的"系统程序"理论,利用这些理论分析了欧洲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对民族国家领土空间中各种"中心"和"系统"的不同贡献,讨论了这些"中心"和"系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而指出:民族国家中的经济和法律等机制来自于国家建设历程,它们遵照功能性规律向欧盟层面转移;民族国家中的社会文化等机制来自于民族建设历史,它们根据民族性逻辑而滞留在民族国家层面;受到民族和国家两种力量双重推动的经济社会机制则在民族和国家"错位"的情况下被置于肢解的状态,转移的只是其中功能性的部分。欧洲一体化因此表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国家转型"进程。     

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民族国家"是诞生于欧洲的国家形态①,主要通过专制君主国转型和封建帝国解体而来。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民族"起到整合国民认同、赋予国家合法性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民族"只是建国的理由,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的深层原因是推翻封建制度。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历史进步,但建构过程也使世界付出沉重代价,两次世界大战均与其有关。同时,由于"民族意识"具有持久性,欧洲民族国家建成后,多数仍然面临"民族问题"困扰。当代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各国的民族构成由单一向多元发展,国家主权行使方式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改变。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是一个进程的三个方面。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是多层治理体系的核心与合法性的来源,不应得出其弱化的结论。     

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

法兰西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大革命传统和共和主义理念奠定了当代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基石。在民族观念方面,法国与德国的分歧与历史文化差异有关,但也是欧洲大陆两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在法国,共和同化政策被视为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法国在社会文化模式和移民政策方面历来强调"大一统"和"共和原则",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在世界上长期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地位所决定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法国的民族国家观念、社会文化模式和民族认同受到了严重挑战。法国人不得不对法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法兰西民族认同,以及法兰西的前途进行重新思考。     

文化外交:历史、现实的审视与思考

伴随中国向全球大国成长的"烦恼"之一是中外之间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对称。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中国自身的文化现代化水平和文化外交能力相对滞后有关。无论是参与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变革,还是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都要求中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从思想创新、体制改革、能力建设、产业扶持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补齐文化外交的"短板"。就未来中美关系而言,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地改进文化影响力,不能创设与经济赶超战略等量齐观的对外文化战略及精良的运行机制,那么无论合作愿望多么强烈,也难以使美国确信"合作"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价值取向。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当代文化外交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加以总结,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短板"做出剖析,力图推动建立一个跨层次的研究框架用以解释文化外交,丰富文化外交理论,推进中国与世界文化融合,保障对外战略的平稳、可持续实施。     

列夫·古米廖夫“民族过程”理论评述

在列夫·古米廖夫的"民族过程"理论中,民族有固定的生命周期,其从出现到消亡的过程就是"民族过程"。"民族过程"的内在动力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能量——"进取精神"。从"进取精神震荡"开始,完整的"民族过程"一般会经历上升时期、巅峰时期、裂变期、惯性发展时期、蒙昧时期和追忆时期六个阶段,大约持续1200-1500年左右。在古米廖夫看来,"罗斯民族体"的"民族过程"从公元1世纪斯拉夫人出现开始,到公元13-15世纪左右的基辅罗斯彻底解体结束;13世纪初,伴随着新一轮的"进取精神震荡","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民族过程"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古氏认为,民族接触是"民族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推动力,"民族场"和"迎合性"是民族接触的基础;民族之间积极地接触模式会促进民族进程的顺利进行,反之,消极的接触模式会阻碍"民族过程",使得民族抵抗力下降,甚至走向衰亡。在古米廖夫的理论中,13-15世纪罗斯与蒙古民族之间的接触,就是典型的积极接触模式,对俄罗斯超级民族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古米廖夫的理论阐述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对"进取精神"的论述,受到广泛的批评,因此其学说并非"自然科学理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说。     

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增强对欧洲这一特定地理区域和文化政治实体的认同意识 ,不仅为欧洲公民接受政治经济统一的现实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 ,也影响和制约着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展。然而在民族国家观念依然盛行的今天 ,文化认同更多地指向民族层面 ,以欧洲为价值核心和基础的文化认同感相对较为薄弱。为此 ,应当从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入手 ,通过发掘和强调欧洲文化的共性以及加强欧洲范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建构超越民族的欧洲文化认同 ,使欧洲朝向更为紧密的统一体发展。     

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与未来发展道路

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分析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展开。从需求面看,尽管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很强,但"出口收入"仍然是决定内需规模的重要因素。从供给面看,劳动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出生率低下和人口老龄化是形成阻碍的主要原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相对稳定、可靠;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由于能源价格因素未能从中完全剔除,导致俄罗斯全要素生产率与油价波动高度相关,而真正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和制度改善等因素带来的增长非常有限。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即"能源之路"和"创新之路"。毫无疑问,俄罗斯要选择能够激发其经济发展潜力的"创新之路"。普京对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是:在国家的主导下,以能源等传统行业为突破口,在保持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向创新型经济发展过渡。     

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

对于苦难,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在俄罗斯,人们崇拜苦难,甚至享受苦难。在他们看来,受难者往往是圣人,受难的民族也往往是英雄而神圣的民族。在俄罗斯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方面,苦难意识“往下走”,进入到历史发展的社会层面,进入到寻常的生活中;另一方面,苦难意识“向上拔”,提升到宗教哲学层面。二者相互渗透、影响、作用, 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特殊的民族心态之一。苦难意识使得俄罗斯人能够勇敢地面对灾难,具有在灾难中生存的能力;但同时,它也会盲目地自我崇拜,居功自傲,甚至夜郎自大。     

韩美联盟视阈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

本文对联盟关系中三种"平衡"理论进行了梳理考察,提出了分析联盟成员之间自主性问题的"需求平衡"理论。从层次分析的路径来看,结构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威胁因素,国家层面主要是权力因素,国内层面主要是决策者因素。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联盟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将最终决定联盟中相对弱小盟国的国家自主性能否真正实现。本文以韩美联盟为考察对象,认为韩国国家自主性的追求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以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为基础实现联盟内平等地位。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它具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充分的哲学阐释、极至的文学体现、有效的经济保证和强大的政治依托.在宗教层面,俄罗斯曾自诩是正宗基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在精神层面,俄罗斯相信其民族的文化思想是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在政治层面,俄罗斯曾试图解放全人类;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堡俄罗斯、苏联以及后苏联时期分别彰显出不同的层面和特点.     

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

中俄关系史上存在五条路: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中苏生命交通线。这五条路如同河流,流淌在中俄两国之间,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俄(苏)两国串联在一起,不但关联着中俄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且关联着中俄两大民族、国家关系的发展战略。基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尽管有些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整体而言,这五条路客观上分别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交流层面对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为当下构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顺利实践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探索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关于东南亚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加强,学以致用渐成风气。这主要源于两种动力:一种是政策动力,另一种是学界动力。笔者认为,加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当下性,首先需要在宏观层面把握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和发展大势,大致有如下结论:一是东南亚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整体向好的转折性变化;二是东南亚国家能够更加主动地塑造新的空间观;三是东盟创建了"东盟+"结构,成为新一代地区架构师;四是多种动力互动形成东南亚演进的系统动力学;五是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可以从韧性、创造性、权力结构、联通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解释;六是东南亚仍然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七是中国需要改进对东南亚的认知与行动,与东盟共同创造"第三个奇迹"。     

“欧洲化”与政治社会学——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取得的丰硕的实践成果相比,对该政策机制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直到近年来才出现繁荣的迹象。本文对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的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欧洲化"和政治社会学进行评介:首先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研究与一般"欧洲化"研究的区别、分析框架、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介绍"欧洲化"视角;其次从欧盟安全与防务场域及其发生学、防务超越民族国家三个方面介绍政治社会学视角;最后讨论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不同于传统一体化研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