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圣”而“庸”：韩非思想中的君主与秩序

法家所关注的是一套客观化运作的官僚制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君主极高的个人品质,秩序的运作又追求最大程度的排除君主个人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导致法家在君主和制度之间徘徊.这在韩非由“圣”而“庸”的政治秩序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是其乃至整个先秦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深层结构.     

刑上“老鼠仓”

所谓"老鼠仓"是指庄家在用公有资金在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个人的资金在低位建仓(买入),待用公有资金提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在金融危机渐入深寒,中国股市仍在低谷徘徊之际,它的入刑表明了立法层规范证券金融市场秩序的决心。     

先秦“无为”思想的历史意蕴

作为对上古时期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中君主理想治道的描述,“无为”思想本应涉及君主所应具备的、超出一般的、大有作为的智勇能力和表率作用等实现“无为而治”的人格力量,而鉴于后世君主对统治权力的滥用使得思想家们对“无为”思想的鼓吹实质是更大程度上用来制约君主的恣意妄为以减轻对民众生活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无为”思想的文献描述、历史探源和实质上的分析,重新揭示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表率作用等君主个人人格力量的重要作用。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于"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努力,前者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后者的效果则大可置疑。论者多持有历史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的判断,认为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规律,并表现出相信今胜于古的强大自信,殊为不易。这也就是法家政治和社会实践在短期内取得了千古一帝式的成就所在,但转眼间二世而亡。面对巨大的历史教训,有必要对于先秦法家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审视。     

“儒家思想的法家化”与“儒法并存”之商榷——简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元价值

"儒家思想的法家化""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表述方式,仿佛是"法家思想"不仅在内部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转换,并且是主动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对决,把它排挤出政治实践舞台的中心地位。这能从我们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应证吗?这到底是"儒家思想的法家化",还是"儒法并存"?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这两种思想的、发展及应用程度方面去对比探讨。     

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析《商君书》的“数”治思想

本文拟对商君书所蕴涵的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理念或称法家的"数"治思想作了粗略探讨.     

“现代君主”和领导权的建构——葛兰西的政党思想研究

葛兰西把马基雅维利个人英雄式的“君主”改造成了“现代君主”，即政党。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包含群众、领袖和知识分子三种素。葛兰西对政党问题的探讨与其领导权理论联系在一起。政党的作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政党是建立和维护领导权的重保障。     

韩非“德则无德”之“德”论

韩非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历来重视他法、术、势的一面,对其"德则无德"的形上道德问题较少关注。在韩非那里,"道"不仅是万物的始源,还是判断是非的纲纪,而"道"成就万物的过程即是一种"德";就万物而言,依循"道"成就自身,是一种获得,这样,"道"、"德"、"得"便相通起来。具体而言,"德"是"道"润滑万物的一种外显形式,并体现在韩非"义"、"礼"、"法"的德论思想中,正确认识韩非的这一思想,无疑对我们认识法家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     

严刑峻法，因情而施：社会运行的强制规范——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社会思想研究

法家诸子基于对人性的洞悉，主张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国家。他们发现：人性好利，莫不自为。法家并不象其他学派将人性追逐利益、权衡利害视作恶行而予以禁绝，他们反而要求因循人性，以大利诱导（奖赏）人们守法，以大害惩戒（刑罚）民众不违法。法令是衡量人们行动的标准，合法则赏，不合则罚。法令面前，一视同仁。刑无贵贱，功不抵罪。甚至轻罪重罚，以严刑峻法威慑人们不敢越轨。君主掌控法度刑律，并借助威势、玩弄权谋以驾驭群臣，统御万民。君主上遵天道，下凭法度；臣僚秉公办事，效忠君主。在法令刑律的威慑下，君主垂拱而无为，臣僚任事而尽责，最终天下无为而治。     

“面子观”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会中,"面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在乡村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中,我们应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面子观",将个人面子的争取与公共秩序的构建相结合,充分发挥面子在乡村中的"通货"作用,使乡村社会井然有序,并充满人情味。     

“陌生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权利边界”

<正>无论是心态秩序还是外部秩序,其形成都会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秩序的传承和延续;二是对现实的回应。中国人传统讲心心相通,现在进入“陌生社会”,个人权利边界意识逐渐觉醒,实现心心相通也即构建共同体,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许多人都在寻找走进共同体的路径,而笔者始终认为,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君主的教化责任

董仲舒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融合阴阳思想,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反思与祛魅:当代反腐败“情结”重构——从“清官情结”到“民主情结”

"清官情结"作为君主与人治情怀的浓缩在民众心目中依然挥之不去。但以现代社会理念来看,"清官"时代早已过去,"清官情结"早已不合时宜。"民主情结"是民主与法治理念的精髓,建构"民主情结"就是依靠人民自己、坚持依法反腐和奉行权力制约,这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论价值观的“一”与“多”

在文化视域中,价值观的"一"与"多"问题和秩序、危机与冲突、自我与他者等研究不可避免的相遇。由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同在,价值观的"一"与"多"冲突是必然的。如果承诺这是一种合理性冲突,那么在"一"与"多"之间就有一种秩序等级的构建,价值观的凝聚焦点与多元光线就可以谱写和谐,维护社会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国际秩序转型——以“实践主义”为分析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它反映了崛起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这个秩序的核心思想是共同安全、合作共赢与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行动上突出了"对话协商"、"共建共享"这一强调国家能动性、强调实践本体的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破解了现有秩序的静态结构主义、表象的偏见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等特征。     

“任法去私”与商鞅的政治公共理性

整部《商君书》的政治理念就是通过壹于农战而追求富国强兵,它最直接地规定了法家追求垄断和效率最大化的思想本质,确立了法家思想中公私观念的内涵。与此同时,商鞅这种强烈的功利性反倒催生出了"为天下位天下"的政治公共理性。这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公天下"思想,除了从黄老思想的脉络中来理解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和途径。     

“颂圣”:中国历史画的过去和现在

"颂圣"是中国历史画的恒久主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巅峰状态。在不同历史时段中,画家们持续创制出颂扬古代帝王和现代执政党领袖的美术作品,不但为实现国家政治宣教意图立下功劳,也在艺术本体语言创造上取得较高成就。传统君主崇拜观念的沿袭,现实社会压力下对政治或经济力量的依附,以及对现代国家领袖的真诚拥戴,是中国"颂圣"历史画繁衍不息的主要原因。虽然大量"颂圣"主题导致绘画自律性的缺失,但部分优秀艺术家仍能凭借个人天赋在有限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历史画作品。     

斥“法家统一有功论”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百般歪曲历史,制造了一个所谓“法家统一有功论”。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四人帮”却说什么“凡是法家都是坚持统一的,凡是坚持统一的也都是法家”。在他们的笔下,法家成了统一的缔造者、维护者,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剥削人民的帝王将相,竟然成了历史发展主流和人民愿望要求的代表者。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必须给予严肃的批判。     

“座主”与“门生” 唐代科举助长了官场裙带关系吗

唐代"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是因为科举制而形成的一种既特殊又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小者关涉到个人的沉浮,大者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因为二者身份的不同,又表现出施恩和报恩的差异,以至座主视门生为"庄田",门生视座主为"园主"。他们都是唐代社会的精英,并且通过一定的纽带对政治运作产生重要影响。     

道家和法家法律思想中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道家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无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在老庄思想中,减少干预、减轻剥削、法律宽和、司法公正及顺应自然等均表达了"无为"的含义,也都体现了某种和谐精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均强调只有法治才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富强的基本途径,他们对法治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们强调实施法治要求君主与各级官员必须带头守法、秉公执法、信赏必罚、司法严明、谨守公平原则,并要求严格治吏、循名责实,把官员守法与社会和谐密切结合,对我们通过法治手段建设和谐社会都有参考价值.道家、法家与儒家一样,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均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只是他们为和谐社会的实现而设计的途径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