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在历史嬗变中的认同问题探究

本文通过对公民身份历史发展的梳理,进而对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共和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社群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认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议题,指认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对民族国家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述评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包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宪法爱国主义等。纵观少数人权利保护理论,尊重和认可少数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关照少数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是共同特点。宪法爱国主义强调,在国家的族际关系整合过程中,要强化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推动国家朝着立宪主义方向发展。对我国而言,尊崇宪法地位,以宪法精神凝聚各族群众,以宪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     

补充抑或摒弃——基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思考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提出了重要的批评,主要强调社群概念,批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我观、原子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自由主义除对其回应以外,还指出了社群主义的六大理论缺陷。事实上,社群主义并非是对自由主义的摒弃,二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着共同之处。     

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浅析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其哲学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是个人主义的.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他们强调社群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理论内容上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的批判两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没有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基础上,揭示了自由与权利的真正内涵.     

社群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和警示

作为对自由主义的矫正而出现的社群主义，从法学的意义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社群主义对社群主体地位的强调、对法律责任观念的执著、对公共利益优先性的关注，对公民参与的热情，以及对国家中立、有限政府、弱国家的质疑，在表现出洞见的同时，也将其局限一一展现。在提供诸多启示的同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亦具有警示意义。     

个人与社群——从社群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方法论方面看，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和自我，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是社群；从价值观上说，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和普遍的善，然而二者都没有真正解决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中的澳大利亚民族政策思考

澳大利亚民族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白澳政策时期、同化融合政策时期以及现今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开始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通过建立多元文化机构、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设立多元文化媒体等措施来推进这项政策。然而,由于对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民族文化的冲击,触及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核心问题,多元文化主义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只有在界定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发挥多元文化主义的优势,调适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才能解决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社群主义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难题——兼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伦理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但其理论上存在局限,如对"共识"缺乏严密的界定和标准、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在多元文化共存问题上缺乏创见、忽视了女性。而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多数的危险、极权主义的威胁、"小群体"和"搭便车"问题。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但近年来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迹象。     

个人与社群——马克思主义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兴起.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双方的论战来看,二者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理论上都存在明显分歧.前者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后者是个人主义的或原子主义的方法论.从价值观来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个人权利是他人行为的一种边际约束;社群主义强调社会公共利益、群体利益的优先性,社群本身就是一种善.但是,二者都未真正解决人的本质,以及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只有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解决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并超越关于个体与群体对立的观点.     

试论民族认同的法治化重构——“库尔德倡议”的意义及对我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针对民族认同[1]危机这一世界性的课题,理论界提出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等解决方案。而土耳其的民族实践特别是针对长期存在的库尔德人问题所提出的"库尔德倡议"则为民族认同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对民族传统的现代制度化改革,使原有的民族认同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重构。这种思路对于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将传统的心性文化纳入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轨道以确立当代民族认同的基础,把德性纳入制度的框架以保障民族认同的重构,并使德性成为民主的诉求将有力地推动民族认同的实现。     

旅游社群主义及其建设机制刍议

旅游社群主义是指将旅游发展置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总体框架中,使旅游发展服从服务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兼顾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旅游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的一种指导思想.基于对旅游社群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后认为,由于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环境互相"嵌套"并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要实现旅游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就要建设旅游社群主义,并遵循信息沟通、为已利他、稳定的结盟博弈等建设机制.     

制度正义与道德教育二者并重——社群主义公平正义观研究述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探讨和实践过程中,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公平正义观进行比较,是有借鉴意义的。社群主义的正义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两种不同的正义。前者从整体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后者从个人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实现正义要以道德教育为途径,后者强调正义的实现要有制度保障;前者的正义是从具体社群、社会和国家条件出发的正义,后者的正义是普适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固然重要,但必须以道德教育为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社群主义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彭东琳在《探索》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社群主义质疑和批驳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社群的实践交往活动不仅是维护个人权利、传习和普施美德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途径。社群主义主张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国家和社会应为民众积极平等参与政治生活设置非正规网络和社会安全网的参与渠道；强调集体与公共利益、重视社会责任及其道德教育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参照和实践借鉴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新地区主义视野下的冷战后南亚地区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新地区主义兴起.新地区主义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开放性、板块性等基本特征.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可以为南亚地区整合提供动力.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形式,新地区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地区范畴内从相互依存与国家合作到一体化、认同与社会聚合的相互作用进程.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推进制度化建设,进行互信建设,南亚地区可以实现合作安全.南亚地区实现合作安全取决于印度对自身在南亚的身份定位及对参与南亚地区合作自我意识的建立.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坟山崇拜与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

坟山组织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华人社会。在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各帮群都建有自己的坟(义)山,多以亭称之。帮群坟山不仅为了解决本帮群移民的身后葬地问题,同时也有界定社群成员身份、促进社群认同与凝聚力的重要功能。社团总坟是社群认同的象征,是帮群的总机构、社群共祖之所在,通过建构和祭祀社群共祖来达致宗乡社群之整合。     

新时代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挑战及路径选择

民族文化认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当今的中华文化认同就是对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面临的现实挑战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华文化进行渗透,严重冲击了中华文化认同;一些西方大国企图利用"和平演变"战略弱化我国主流文化认同;转型时期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涌现严重威胁中华文化认同。新时代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路径选择有: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实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挖掘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增强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开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认同——基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民族政策"去政治化"及"文化化"的争论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基础上,论文采用实证方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界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研究发现:人们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评价是肯定的,但该制度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的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相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经济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力最大。     

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的对象,这使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观出现分裂,在消解与捍卫对"中华民国"的认同的斗争中,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逐渐居于下风,"中华民国"成为一团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模糊体.90年代开始,在突破外部环境约束的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的基础上培育了共同点直至最后实现了合流,但仍然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总之,民主化的进行不但没有强化台湾人对"国家"的认同,反而使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恢复被威权统治损害了的国家统一的价值和声誉,才是消除台湾社会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