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略论我国诱惑侦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由于打击犯罪和稳控社会秩序实践的需要,诱惑侦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比较普遍,且有启动程序随意化、适用范围扩大化、诱惑方式粗放化、规制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迫切需要规范。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诱惑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的地位及其限制条件。但是对于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的限制条件的诱惑侦查,应当如何规制?是使用程序终止、非法证据排除、减挡处理还是综合运用?如果使用证据排除,排除的范围、效力如何?由于此前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1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较,以期为下一步更好的司法乃至立法提供基础。     

论职务犯罪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与排除

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部门）确立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不仅是基于对侦查机关系犯罪证据“从无到有”的收集者、案件框架“从微到著”的构建者的准确定位,更是出于侦查阶段对整个诉讼进程走向的决定作用,刑事辩护形态从实体性辩护转向程序性辩护以及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现实考量。侦查机关（部门）防范与排除非法证据,应主要依靠侦查人员自查、层级书面审查、专职复审员复审,同时,还应密切部门间配合、与律师良性互动以及严格落实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     

浅谈侦查谋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前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由于立法空白等多种因素使实质上不合法的一些侦查谋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与我们所提倡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极不协调。本文旨在通过结合这两者,列举现状分析原因,说明笔者在这此方面的看法。     

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分析

检察和庭审环节是非法证据排除的两个重要阶段。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具有提高犯罪指控的准确性,及时实现程序公正和保障实体公正的价值优势。从现实可行性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以及检察环节的承前启后特性均为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提供坚实的基础。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     

不可能的任务：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对于当下的我国来说,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注定要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一方面,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缺乏重个人、重保护、重程序的文化观念土壤,高发的犯罪态势所催生的维稳现状给侦查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规范规定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侦查机关不可能自我排除,而检察机关的监督又无法落到实处,这也成为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严重障碍。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型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该制度必将成为一朵奇葩绽放在我国刑事法领域。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意义及其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它有利于切断刑讯逼供及暴力取证的原动力,彰显了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它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会对侦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对侦查观念的更新、侦查手段的进步、侦查模式的转变、侦查队伍素质的提升、侦查法治化水平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填补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缺憾。文章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围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剖析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就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建议。     

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浅析

公诉人在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应确立公平公正的中立观念,增强诉前审查非法证据的自主性,对侦查人员出具的取证情况说明要具体分析,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措施有：设立沉默权或律师在场制度;增强技术手段,提高侦查能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实行听证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法治的进步,也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具体落实。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下,需要深入研究有效地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文章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指出了完善的措施。     

浅析非法证据的排除

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证据,有利于实现我国现阶段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文章从法理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予以分析和解读,指出应合理界定＂威胁、引诱、欺骗＂行为与侦查谋略之间的关系,采用原则性的施用条件加禁止性规定予以规制,同时,最高司法机关也应当通过案例指导的形式对实践中的做法进行规制。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避免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为此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工作。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我国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对策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该规则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成本、侦查讯问及侦查人员的人权保护意识、取证理念等面临多重挑战.为此,要加强对侦查人员人权保护意识、诉讼意识等培训;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模式;建立非法证据防范机制;加强侦查投入,提高侦查取证技术和水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获取证据的违规乃至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其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制度上的根源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配套齐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在论述中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策略北大核心

侦控方与辩护方之间关于证据可采性问题的针锋相对由来已久,其中侦查讯问策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糊冲突就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缩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侦查讯问策略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必要正当性,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威胁、引诱、欺骗"的性质归属方面。我们很难在这一模糊地带划分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直线标准,因此必须保证裁量权这一平衡支点,以是否侵犯相关人宪法性基本权利为标准,在整体原则适用的规范制度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裁量的过程中,须进一步明确侦查讯问的规范限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裁量标准,并尝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判例制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具可操作性。     

略述民事证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合法的收集证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要明确证据的合法性,让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得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还应该借鉴国外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例外情况。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