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务中债权人需注意的担保法律文件边界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会影响司法公信力,由此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对公司主体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了一系列的细化规定。本文主要聚焦现行法律环境下,从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论述如何确保担保无瑕疵从而无碍实现债权。     

论台湾居民居住证的适用——基于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自2018年向台湾同胞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以来,国家出台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保障了持证台胞在大陆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切实享受到了与大陆居民同等待遇。当前对台湾居民居住证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是明晰其性质与作用、发现适用实践中的缺漏、继续推动落实对台同等待遇战略的必要步骤。本文在阐述台湾居民居住证的适用依据及性质的基础上,对其所赋予台湾居民的同等待遇内容进行评析,并通过对公开生效的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总结归纳出台湾居民居住证在涉台民事审判中的适用情况及主要作用,从而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台湾居民居住证的适用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决的衔接路径

当前对知识产权采取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相结合的“双轨制”保护模式是世界主流国家的通常做法,我国已经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层面,也在积极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相互衔接的模式,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短板。本文首先阐述了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相互衔接机制的现状,接着总结出当前我国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包括在证据收集与转化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案件移送条件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检察监督方面没有双向的机制等,这些都影响了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的有机衔接,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的系统性保护。最后详细论述了如何建立完善的衔接机制,以推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之间的融合一致。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维护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秩序,助力我国知识产权发展。     

“非自愿交付”能否被认定为敲诈勒索案件的构罪要素——基于一起刑事案件定性的法理质疑

法律的价值实现应是在司法活动公平公正中适用。司法活动需要通过法律适用准确定性。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活动大幅提升了法院和法官的话语地位。在当前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治环境下,执法者、司法者与法律活动监督者都应以法律本身内涵作为法律实践的依据和准绳,个别法官或者合议庭并不具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在刑事审判定罪与量刑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基于其打击方法的严厉性和剥夺人身权益的严肃性,法院更应严谨和审慎处理。     

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比较法研究

指导性案例制度,又称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为了统一法律裁判标准,期望达到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而建立的制度。西方国家适用的判例法的价值在于从司法案例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并为其后的法院判决所遵循。因此,判例法的精髓或核心在于遵循先例。判例法制度具有众多的独特优势,判例法制度的存在使我们对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现状进行反思,判例法制度可以对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众多的借鉴之处。     

设置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

目前我国少年审判组织的形式主要有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庭级建制的审判庭、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少年案件由某法院集中管辖等。但这些少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集中管辖举步维艰,而少年法庭的组织形式限制了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工作无力,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又无法安心本职工作。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只有设置少年法院,这也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需要,是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需要,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设置少年法院在法律上有依据,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作者并对少年法院的设置提出自己的设想。     

关于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的几点思考

作为重要的司法机构之一,基层法院担负着重要的职能,主要负责第一审民事案件,这就决定了基层法院工作较为繁杂,需要在审判辅助人员共同努力下方能够顺利开展审判工作,因此,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数量相对较多,如何做好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工作一直是基层法院相关部门关注的工作重点。本篇文章将主要针对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的构建进行简要分析,首先阐述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建设的现状,再提出几点如何进行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构建的路径,以期能够为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质效的提升提供一点借鉴。     

衡平居次原则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了衡平居次原则,法院也越来越多地在案件中引用该条规定,处理基于不正当关联关系的关联债权受偿顺位问题。但该原则的适用效力、适用范围、适用标准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仍存在争议,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不当利用关联关系”的判断标准,确定由关联企业对关联债权的正当性承担举证责任。     

少年家事审判改革背景下社会观护制度的检视与完善——以上海闵行法院为样本

社会观护制度是人民法院在长期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探索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制度,起源于刑事司法理念、发展于涉少民事审判、整合于家事审判,在家事案件审理中起到了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法院)经过数年来的探索实践,总结出具有闵行特色的社会观护工作机制流程。但面对家事审判改革,检视现行制度仍存在程序性规范缺失、职能界定不明、法律地位模糊、激励评价机制欠缺等问题。本文以上海闵行法院运用社会观护制度实例为样本进行分析,厘清思路以期进一步推进社会观护制度整合运用及深入发展并提出完善路径。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特色制度,调解已成为解决纠纷常用的基本手段。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健全,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中部分渲染着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程序和步骤都难以再适用,为了能继续发挥法院调解制度在妥善处理各类民事纠纷案件,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经济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越性,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的缺陷及其在审判实践中显露的弊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法院调解工作的经验,尝试找出改善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方式。     

信托纠纷中“刚性兑付”问题探析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九十二条规定,不论何种形式的保底或刚性兑付条款均无效。但在该会议纪要发布后,不断爆发的信托兑付危机使得刚性兑付问题引发了各界的强烈讨论,对刚性兑付的性质认定、法律适用、责任承担等问题各地法院裁判不一。笔者认为在认定是否构成刚性兑付以及各方当事人过错时,需运用穿透性审判思维认清案涉法律关系的实质,综合考量案涉交易结构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信托公司是否具有多重身份、信托资金的最终流向、当事人的缔约目的和信赖利益等因素。     

涉少民事案件审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7月在哈尔滨市组织召开的“全国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会议”上，统一部署在18个中院开展独立建制少年综合庭的试点工作，将涉少民事、行政等案件纳入少年综合庭统一审理。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少年司法领域大规模的一次自上而下的统一少年司法改革措施。涉少民事案件脱离民法庭审判集中纳入少年综合庭审理这一改革措施，并不是简单地将案件从民法庭转移至少年庭审理，其意义在于能够促成更为完善的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和纠正未成年人不当行为综合治理审判机制的形成。改革过程中，最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防止少年法庭特色丧失，如何避免少年综合庭改革仅成为法院内部审判业务庭之间受案范围的调整，因而适应时势，发扬特色，发展与完善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审判机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对涉少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历史回顾、借鉴国内外先进审判理念和成功的审判制度，结合目前审判工作情况，对案件审判机制、司法理念和司法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逐步发展和完善涉少民事案件审理机制。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法院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之举,以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为切入点,有助于推动法官逐步实现职业化发展。目前我国各级法院的人员分类管理处于攻坚阶段,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在管理上存在着政策笼统、操作多元、司法系统内外部门联动性差、司法内部成员心理落差大、审判辅助人员力量不足、考核标准不一等诸多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和论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以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使得司法体制与审判工作机制不断完善,遂初步提出了一些构想,希望对司法改革有所启示：第一,建立科学、明确的人员分类考评机制;第二,进一步明确法院人员的职责权限;第三,完善分类人员的职业保障机制;第四,做好非职务序列法官的人员分流工作。深入研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可以实现法院精细化管理,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为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提供重要途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而提升法院的公信力,进一步树立法院良好的形象。     

电子存证证据的真实性认定标准

进入信息时代后,证据在诉讼中更多以电子存证证据的形式表现,相关纠纷也日益新型化。理论上来说,电子存证证据真实性可从数据、载体和内容三方面解读,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技术之可靠、平台之合法和证明之充分上,法院也主要从这三方面进行真实性审查,但证明的充分性难以实现。在司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方法,从覆盖电子数据全生命周期和部分生命周期两大种类适用类型化的真实性审查标准和规则,最后将法与技相融合,通过二元化的审查标准对电子存证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司法认定,最终构建符合司法实践和理论要求的审查规则,以规范电子存证证据的司法运用,完善在线诉讼规则和互联网司法裁判体系。     

代表人诉讼在行政案件中适用障碍及其突破分析

对于行政纠纷的处理来讲,代表人诉讼属于一种重要的机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缺乏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关注。立法方面针对代表人诉讼的规定较为粗疏,关于代表人怎样获取法院确认的规定标准性不强。实践过程中,适用案件较少,诉讼制度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有的司法机关尝试转换适用,转变为重视案件的代表性。为了防止各行其是的弊端,要强化制度统一构建。当完善制度设置时,要注意这些问题：确定标准诉讼定位,把其当作补充性机制;基于立法固化,区分适用共同诉讼以防止权力扩张;基于强化案件管理,以确保快速、妥善处理行政争议。     

广西高院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量化考评标准

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于近日制定并下发了《2010年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质量及相关工作量化考评标准》（下称《考评标准》）。     

认缴制下实务操作中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据认缴或实缴比例确定表决权之探讨

股东表决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最根本的权利,其基于股东的出资义务而享有,在目前认缴制下股东选择以认缴出资比例还是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受困于法律条款的不明确、司法审判的不一致、登记机关的约束和股东对专业知识及实务经验的缺乏.为解决股东的困扰,建议从司法和实务两方面予以完善:司法方面建议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智慧法院运作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建设智慧法院是人民法院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搭建合理的数据共享与分析框架,智慧法院以实现司法信息的高效利用为建设目标,并且要求其智慧化改造契合司法的内在价值。智慧法院建设之困境并非智慧化、信息化对传统司法审判模式的冲击,而是数字技术与数据信息在辅助裁判等司法实务方面的界定、校准难题。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实现智慧法院构建的同时,应立足现实,谨慎规避信息技术与司法伦理间的非一致性问题。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对可能要判决撤销或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判决被告履行职责的案件,许多法院都会向被告指出其行为违法之所在,说服其依法自行纠正自己的行为,然后再对原告作解释、说服的工作,促成以被告撤销、变更或作出行政行为、原告撤诉而告结案,这与民事审判的调解性质一致。从而使《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受到了极大挑战。实践也证明调解在行政审判中的作用,它能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达到最大的统一。因此,笔者主张对可能要被判决撤销或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判决被告履行职责的这部分案件,应当允许进行调解。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法院调解兼具处分行为与审判行为的特质,法院调解应当遵循合法、保密以及自愿原则。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自愿性不够、程序不规范以及缺少监督救济机制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增强自愿性、规范程序以及健全监督救济机制角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