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环节中针对强迫交易案件的定性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繁荣的今天,强迫交易罪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细化了强迫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根据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某一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法律的明文规定。就强迫交易罪而言,其犯罪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产生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其客体和客观方面,这对于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结合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案件遇到的问题,对相关困惑和难点加以分析,补充性的对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加以分析,对强迫交易罪在司法实务环节与他罪的区分提出了一些意见。     

疑罪从无原则下的情理推断

疑罪从无是刑事法律发展的趋势,刑事审判中的疑点更加容易引起关注。对证据的理解、对法律的适用的理解甚至是对社会政策的理解,都是形成"疑罪"的原因。而司法对待"疑罪"最终的态度,还是需要通过司法审判活动才能有最终的结论,审判人员在对证据、法律、政策的理解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将采纳情理推断的审判方法。     

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类推为“出售”出入境证件行为罪刑法定的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大量外国人涌入中国,相应的帮助外国人获得入境证件或者滞留许可的“中介公司”也应运而生,这些中介公司往往采取出具虚假材料的手段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极大扰乱了我国出入境管理秩序。国家在重拳打击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笔者发现在打击有偿出具虚假材料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过程中,因《刑法》仅在三百一十九条规定骗取“出”境证件罪,而未将骗取“入”境证件规定为犯罪,司法实践有部分案件被认定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在法律适用上有类推嫌疑。建议立法机关增设“骗取入境证件罪”,以解决打击需要与法律滞后之间的矛盾。     

未成年人“强索类”案件疑难问题与破解

强索行为作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一种普遍而又典型的行为，由于目前缺乏判断强索行为主观动机和暴力程度等因素的客观标准，增加了司法实务中处理的困难，经常会引起司法实践的困扰。对于未成年人的强索行为，有的主张按照传统刑法从严处罚；有的主张遵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从宽处理。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融入到对具体涉罪未成年人处理办法中，建立统一适用的司法处遇标准，设计具有个别化的司法处遇措施，有助于统一对未成年人强索行为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处遇，贯彻保护社会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保护原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土化的困境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体现了我国对人权的进一步尊重与保障,也体现了立法者根据国情,在协调、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两对价值上的睿智。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中对该原则的设立仍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包括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的不协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矛盾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的冲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施困境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传统习惯密切相关。     

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该罪的设立是在风险社会到来之际提倡发挥刑法预防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具体适用时应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争议点，借助法教义学对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及主观罪过形式进行规范解读。如对“安全管理规定”的法律来源作扩大解释；在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时应参照刑法条文进行限缩解释；建议本罪第3项将“运输环节”纳入规制范围内并肯定其与危险驾驶罪第4项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从危险的重大性、紧迫性、结果指向性三个方面对“现实危险”进行认定；引入过失危险犯概念为深入明晰本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提供理论支撑等，同时从刑法体系性解释角度出发，厘清涵盖在《刑法》第134条下三个罪名间的关系，避免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出现规范界限与处罚条件含混不清的情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未成年不起诉案件办案效果分析 以某区检察院近三年对未成年不起诉案件的分析为视角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刑事政策的功能是对刑事立法及具体司法实践提供宏观的、指导性的方针和原则、导向，在刑事司法中对法律起到补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律本身严格规则性所带来的先天缺陷，更能体现司法人性化的需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碰瓷”行为的法律思考

当今社会,“碰瓷”行为频繁发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群众要求解决“碰瓷”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对“碰瓷”行为的法律规范已是现如今社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不管是从我国的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上来看,对“碰瓷”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都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因为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写明“碰瓷罪”,所以究竟该如何定性以及以何种罪名定罪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仅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判断,还要综合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在此动机下造成的危害性后果。     

含沙射影

源于唐代自居易的《读史》。唐朝大诗人自居易有一首《渎史》诗，它的内容如下：“含沙射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这首诗里的“含沙射人影”源于一个传说。     

帮信罪中“明知”的阶层试认定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表现的主观上的“可能知道”,要进行合理的法律评价,分情况推定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中规定的“明知”。在处理案件时,要以一个社会理性人的角度去分析案件,只有当行为人对于知晓被帮助人会犯罪的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时候,才能推定为“明知”进而追究其责任。反之,则不能随意给行为人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否则会扩大该罪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对犯罪的精准打击。法律工作者在实际推定“明知”时要分三步走,逐步递进,不可完全凭借主观感受去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我国少年司法之人格甄别制度引入

引入人格甄别制度,较为完备地了解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时的心理面貌,较为明晰地预测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教育改造的难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审前分流程序的推进和个别化刑事处遇的迫切现实需求。将人格甄别制度引入少年司法具有理论正当性和技术可行性。为此,有必要借鉴国内外经验,结合现有探索实践,从加强人格甄别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加强人格甄别司法适用的重点规范,以及人格甄别相关配套机制建设的完善等方面构建我国涉罪未成年人人格甄别制度。     

论盗窃未遂的处罚范围

现实生活中,盗窃犯罪的数量较大,犯罪行为处于未遂形态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对于处于盗窃未遂形态的行为能否定罪、处罚,以及如何处罚,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现有法律规定上并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了更好的在实践中处理处于未遂形态的盗窃行为,更好的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的基本原则,本文将就盗窃罪未遂形态的处罚范围,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政策思想研讨会综述

一、会议概况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一种新的少年司法理念正昭示着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体现刑事政策的精神,贯彻教育挽救、区别对待的原则,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与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共同筹备后,于2004年4月28日召开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政策思想问题研讨会”。华东政法学院的教授和学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及上海市检察院相关部门的领导、江苏…     

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以家事案件为视角

随着部分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以维权为基点的涉少民事案件审理工作应当怎样体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新问题。笔者以家事案件为视角，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涉少民事案件审理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现行民事案件审理的方式，不足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提出在诉讼中，首先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并使之成为审理涉少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笔者对该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在诉讼中依据该原则的要求所设置的实施细则、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包括设置专门程序，庭前、诉前告知程序，以示明的方式使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了解案件处理的结果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院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未成年人诉讼地位缺失的应建立“诉讼代言人”制度；法官依职权审查调解协议、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等。     

“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冶法律思想之一,其对我国古代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仁政”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逮捕、审讯、收赎、监狱管理等方面给予犯罪未成年人诸多宽待,同时还通过强制性的规定推动宗法家族对未成年人的教化和犯罪预防。     

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出入罪分析

关于行使财产权利行为是否构成相关侵犯财产罪的判别,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理论界都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各国法的传统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等方面的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处理原则。本文以深入研究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内涵,从“权利”角度对行使财产权利行为进行分类,并结合刑法犯罪构成理论及相关法理对各类型的行使财产权利行为是否构成相关财产罪进行剖析,以区分“罪与非罪”。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剖析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理原则,以丰富对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处理意见。     

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认定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的袭警罪首案频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实务人员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行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导致出现追诉标准过低的情况。暴力袭击是袭警罪构成要素中关键的一环,暴力袭击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本文通过厘清暴力内涵入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条文中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认定袭警罪中暴力行为为硬暴力行为,不包括软暴力行为。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中提出应当以“轻微伤”作为入罪标准,这也是确保在袭警行为过程中不会放纵犯罪抑或是加重刑罚,也符合《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最后对暴力袭击的特点进行总结,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突袭性行为,具有主动、突发、针对的特点。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适用范围及审查路径

《民法典》明确了绿色原则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抽象性和新颖性等特点,学界对绿色原则的司法实践功能尚存有争议。本文从绿色原则的含义、适用前提、适用方法和产生的法律效果等角度出发,结合司法实践案例,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对绿色原则的适用范围及审查路径进行积极探索,以期待构建统一明晰的类案审理思路。     

基层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现状及问题的思考——以E市检察院为视角

司法救助是国家对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给予救助的法律制度。开展司法救助是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是推进法治建设、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行动自觉。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进一步强化司法救助工作,既是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责,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关于恐怖主义定义误区与缺失的思考

本文作者从词汇学、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恐怖主义概念的想源及司法实践的角度,就当前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中存在的误区和缺失等问题进行了归类分析的探讨。作者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或思潮,而不是行为或手段;恐怖主义定义中不应当限定“有政治目的”和“有预谋”;不能把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混为一谈;并就我国如何界定恐怖主义定义提出了新的见解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