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证研究

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其目的在于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修复社会关系。自速裁程序试点后又推进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明显成效,本文将对刑事诉讼工作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意见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审视

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也被赋予了较大的期望。由于犯罪种类的增加及犯罪轻刑化趋势的出现,改变纠纷解决手段是目前倍受推崇的方式之一。本文将从制度的前提审视入手,对相关问题作出探究。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并没有在刑事诉讼法中确定专门的认罪案件审判程序,而认罪案件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再应用常规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以此来实现宽严相济原则的实现,也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积极推进刑事案件认罪人法从宽制度的应用,本文就对此展开研究。     

论职务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得职务犯罪案件相关对接机制发生改变,有必要对职务犯罪案件能否适用认罪认罚,如何适用进行研究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浅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修改后刑诉法新增的一项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全面开展,在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宽严相济、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案件质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效果。但当前司法实践中需进一步树立其系被追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需进一步大力开展。同时就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后反悔、判决后上诉、辩护人在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中的地位不清等问题需进一步加以完善解决。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把握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笔者认为,应从刑事司法理念和法律适用两个层面把握该制度的内涵和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多种刑事司法理念,倡导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和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的司法意识、司法理念的有效结合。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更好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基于此,刑诉法上首次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制度。然而,无论是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实践运行中,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侦查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是否出于自己的内心真意等等。对此,笔者将选取其中的一点,即从侦查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问题出发,陈述一些学者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进一步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在侦查阶段应用的正当性,并对该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的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之值班律师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认罪认罚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认罪认罚制度的顺利运行及保障被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起步比较晚,存在着值班律师积极性差,有效辩护率低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对值班律师制度进行研究探讨,以推动认罪认罚制度朝着更加健全化、公正化的方向发展。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思路研究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在刑事司法领域新案情与司法现状之间产生新矛盾,也在迫使着司法体制改革,以回应目前案件积压的问题。从实质性和程序性的角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开创,无疑对促进案件繁简分流帮助颇大。该制度对缓和社会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矛盾也有正面帮助。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通过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运行状况,发掘该制度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具有建设意义的完善思路。     

剖析与前瞻:实体法视域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意味着承认罪行,认罚意味着接受刑罚种类与刑罚程度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宽只能对刑罚从宽,罪名不能从宽。认罪是从宽的是非条件,认罚是从宽的幅度条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属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该制度适用于所有的犯罪行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分析——基于刑事正当程序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至关重要,该制度是对刑事诉讼的有益尝试和探索。由于该制度在实务运作中对传统的刑事正当程序有所变动、调整,并且在运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所以很多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持担忧、怀疑的态度。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遵守、深化、践行了刑事正当程序的内在精神,符合宽严相济的思想,没有违背刑事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实践当中,为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违背刑事正当程序,对司法公正造成威胁,有关部门需要在司法实践方面采取有关措施,严格依法办案,加强监督,规范量刑协商,保证案件的处理质量。文章从刑事正当程序出发,探索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正当程序的调整和改变,并分析了该制度背后的本质,提出了相关的规范措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与反思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会常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从2016年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算起,认罪认罚制度已在中国探索、试点并实施了五年多的时间。本文将从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建议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并提出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被确认,随着制度的完善与应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逐渐提升,为科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对其实体性进行确认。基于此,本文首先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从正当性依据、法律依据来源、价值理念要求三个角度,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表现要素,进一步结合认罪认罚实体从宽讨论保持刑罚理性的要点,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借鉴。     

国内外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比与借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特定性和必然性,是顺应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必然选择。本论题将以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缺陷漏洞为中心,结合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并对国外优秀法律制度进行吸收借鉴,从总体上进行合理化的分析,进一步推进有关文件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确立更加标准的量刑规范裁决,使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得到充分保障。     

论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正通过并同日颁布施行。其中新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正式纳入刑事诉讼轨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当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虽该制度在部分地区已经试行一段时间,但因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条文的理解和运用在司法实务中仍存在部分争议。本文试图讨论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待于今后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被害人权益保障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在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等方面功能突出,但随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逐渐完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也越来越有待于优化.可以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有效行使救济权等,重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实现被害人权益保障实质化、人性化、法制化,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研究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要制度,运用该制度时需要充分了解提升办案效率以及特殊人群保护制度之间的联系。而认罪并不需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自身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有着充分且详细的了解,而认罚则指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接受司法机关对自身所判定的惩处,而且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是需要按照相关法规进行从宽处理。本文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应用策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与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嫌犯、被告人已明晰认罪可能判处的刑罚,并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而受到从宽处罚。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特别是在刑事侦查阶段,存在虚假认罪认罚的风险。虚假认罪认罚包含三种类型。嫌犯顶替认罪的虚假认罪认罚、侦查机关主导的虚假从宽和侦查机关诱使无罪者的认罪认罚。虚假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对本国公正高效的司法运作环境、甚至人权保障造成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为了有效解决虚假认罪认罚的问题,应当明确调查取证与认罪认罚的关系,并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调查取证上;强化律师的辩护;规范认罪协商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强化审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控辩交易制度比较研究

当今世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案件呈下降趋势,但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仍在高位徘徊,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是建立在控诉机关指控被追诉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延伸,适用于多数案件性质,广泛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明显有别于域外控辩交易制度.控辩交易制度是为了化解美国早期刑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上诉权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最大限度的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但对于判决后,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形没有具体规定,需要从行使条件、法律后果等方面设计具体的程序规则,完善实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