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当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为解决医患矛盾,打击违法医闹行为,2015年我国《刑法》正式将“医闹”行为“入刑”。然而“医闹入刑”后,并未达到立法之初预期的效果,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细化与完善仍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医闹入刑”的背景与“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入手,讨论了医患纠纷中的医闹行为界定与危害,并对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一点完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与健康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     

“虐童”入刑的正当根据与路径选择

现行刑法欠缺对特定虐童行为给予否定评价的能力。虐童行为符合刑法所要求的犯罪化标准,存在犯罪化的现实需要。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宜采取：奉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合理设定虐童行为入罪的标准;采用行为类型化的立法模式,将虐童行为纳入整体的刑法健康权保障体系之中;理性审视刑法既有罪名规制范围与行为类型的内在关系,力戒“就事立法”的简单化操作;删除刑法虐待罪的规定,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的预防与治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政策的实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由于户籍制度等社会原因，他们下一代的问题日趋突现。根据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笔者从我国“外来人员第二代”的现实境遇出发，提出了对这个群体犯罪问题的预防与治理对策，以供社会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与借鉴。     

对我国“执转破”程序启动问题的若干思考

纵观《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至五百一十六条对于“执转破”程序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于“执转破”程序的启动在规则层面存在着诸多不够细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直接造成在司法实践层面“执转破”程序在启动时阻力重重。要克服这些阻力,真正打通从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的“最后一公里”,就必须在启动方式、启动条件、启动流程和路径选择上做进一步细化、合理化的规定。     

从道德环境角度谈荣辱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文章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评价取向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思想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培养人的道德的内在的约束力，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可以找到“组织”吗?

<正>行政部门立法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被概括为开门立法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已然十分普遍。但广州这座一直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展示了它与众不同的社会活力。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中山大学百年红楼马丁堂。一场在规范与激活之间:社会治理创新论坛正在举行。会议汇聚了30多位来自广州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学者、律师、人大代表和媒体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近日在广州公益圈及媒体引起广泛争议的《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细则》),这份征求意见稿早在10月16日就已经在广州民政局     

论日据时期在闽的“台湾籍民”若干问题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后,中日两国签署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居住在台湾的人民被视为日本臣民。许多台湾居民因此移居大陆,被称为“台湾籍民”或“日籍台民”。“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加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投降后,“台湾籍民”成为历史名词。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大批移居福建,对福建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少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闽台关系增加了特殊的内容。本文就日据台湾时期在闽的“台湾籍民”类型、职业与政治状况,以及日本当局对他们的态度等,试加论述。     

犯罪实证研究中的“主观”与“价值”

“实证”成为最近几届中国犯罪学年会的主题,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国内主流犯罪学圈子。虽然,标准化实证在西方早已遭到严厉批判,但在中国,犯罪学的实证却日渐成为时尚,正要流行。不管什么论文著作,只要有几组数据或三两个案例或一半个图表,都在标题中赫然写上“实证”。一旦一个理论、一种方法、一项论题,成为“时髦”,     

从“太阳花学运”看台湾民主

台湾自视为民主化的“灯塔”,但“太阳花学运”暴露出台湾民主存在诸多问题,引发广泛争议。争议中的共识是台湾民主出了问题,但也存在分歧,即究竟该对近三十年来的台湾民主化持什么态度,肯定、否定,抑或其他？分歧的产生与民主质量理论运用到台湾民主研究有关,民主质量的概念特性导致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有将其理解为狭义的“民主”的质量,包括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也有将其理解为中义的“民主政治”的质量,包括法治、宪政、分权、人权等其他政治范畴;还有将其理解为广义的“民主政体”的质量,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等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通过民主质量理论可知,台湾基本实现了巩固的民主,但尚未实现优质的民主。     

从破解“执行难”分析当前民事强制执行制度

诉讼是解决民众纠纷和维护公民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执行则是案件在司法程序的最后一步,是体现司法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但当前我国法院系统普遍存在“执行难”的困境,如何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对民事强制“执行难”的原因进行了简单分析,并对推进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改革、破解“执行难”对策展开了深入探讨。     

台湾地区“第三势力”的发展与前景——从2022年“九合一”选举到2024年“大选”布局

台湾地区30余年的所谓“民主化”实践,形成了两党轮替的制度环境和两党主导的政治结构,并在历次选举中多次上演。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第三势力”发展空间受限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认知乃至思维定式。近年来岛内中间选民显著成长,国、民两大党实力对比失衡,“第三势力”自主性增强,为“第三势力”发挥影响力、谋求新突破带来新机遇。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新兴“第三势力”夺得新竹市,并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表现不俗,显示在一定选民结构、选举环境和选战策略的耦合下,“第三势力”具备打破岛内政治环境结构性限制的空间和实力;尤其是与传统“第三势力”的式微相比,实现地方执政且赢得14席县市议员更凸显了民众党的一枝独秀。当然,选举结果与民众党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成立时间尚短、基层经营不足、选举经验缺乏等,并不足以掩盖其发展势头。2024年“大选”和“立委”选举,是岛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和检验“第三势力”实力的重要节点,以民众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能否争取中间选民凝聚基本盘,提高民意支持度向选票的转化率,以及根据国民两大党的选举布局和竞逐态势制定正确的选战策略,将决定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角色...     

基于法律角度的“问题楼盘”重启问题控制措施

“问题楼盘”具有涉及人数多以及社会影响力大等特点,其主要来源于建筑施工项目、房地产预售以及款项交付等各个阶段。重启“问题楼盘”,对于解决“烂尾楼”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基于此,本文首先确定“问题楼盘”的类型;其次,分析“问题楼盘”重启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研究其法律化解机制。以期在解决“问题楼盘”的同时,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千古奇冤“王八蛋”

中国话中,骂人最厉害的当数这“王八蛋”了：因为这三个字不但骂了你本人是“王八蛋”,还骂了你父母是王八,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狠毒下流。那么,为什么“王八蛋”是骂人,而其他动物的蛋,比如鸡蛋、鸭蛋,甚至其他爬行类动物的蛋,比如蜥蜴蛋、蛇蛋……都不是骂人的话呢？王八究竟怎么得罪了中国人,居然成为这么恶毒的咒语？     

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

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青海省情况看，九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犯罪暴力性、团伙性、凶残性日益明显，已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对青少年犯罪的早防早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为此，本人对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从“走出去”到“去着陆”:中国与拉美互动关系研究

中国与拉美互动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提高。介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是中国总体性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应该将走出去战略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下加以理解和判断。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依据地区、国家、部门以及既有参与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要研究中拉互动,必须考虑到参与者自身的多样性。中拉互动研究领域日渐彰显的独特形式为将来深化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     

从“我饿”到“我害怕”

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都有权选择生活得更好的最佳方式,而政府也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仔细倾听人民的言论,积极和善意地保持沟通,并保证在法律与政策的框架内减少公民的恐惧,而不是扩大这一恐惧,就是一条必由之路。     

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话语及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苏俄是否需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列宁将主张"革命战争"的言论称为"革命空谈"。他指明了"革命空谈"产生的原因:一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二是他们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圈套。他分析了"革命空谈"的危害:一是坚持革命空谈只会使苏维埃共和国更加"屈服于"德帝国主义,二是它不仅不能促进德国革命反而会妨碍德国革命的成熟。列宁提出必须善于区别情况不同的"妥协",肯定正确的、必要的"妥协"。     

做自己的“贵人”

年近耳顺,阅世渐广,积多年人生经验,我很认同这句话：要想成功,自己得行,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自己得行。这个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