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两者的确立需求、意义、创新点及制约因素的研究,使公民能够清楚个人信息泄露的途径及原因,更好地防止信息的泄露.同时呼吁公民勇于与不法行为作斗争,使公民树立和增强维权意识,清楚个人信息泄...     

从《民法典》视角探析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的多维保护机制

大数据技术在为人们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的同时,也对个人信息尤其个人隐私产生严重威胁。图书馆作为公共资源平台,其用户个人信息也面临泄露风险。该文拟在论述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意义、保护现状和个人信息保护权益内容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图书馆行业协会和图书馆自身管理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图书馆行业应当如何细化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和措施,以促进图书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问题研究——基于欧盟GDPR的启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渐突出,个人信息面临的风险急需法律予以回应.[1]笔者基于欧盟GDPR的启示,对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进行研究.经过调查数据分析,结合搜集的大量资料,笔者将从立法、普法、监管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主要是立法方面的缺失,故笔者主要从立法层面提出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举措,期冀...     

个人信息保护之立法理念研究——在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之间

在建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时,不得不面临着立法理念上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的价值冲突。欧美立足于各自的国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我国在借鉴欧美经验时,应立足于本国国情,采取价值平衡的立法理念。     

《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利用和保护制度研究

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畴的不同界定,直接关系到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所保护的法益范畴的大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明确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畴界定为隐私权无法涵盖的领域,有效解决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范畴的冲突问题。为确保个人信息利用的安全和规范,《民法典》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需要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基本原则,并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异议权、更正权及删除权,使得自然人可以及时采取措施防范个人信息利用中的侵权风险。《民法典》背景下,应继续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各方社会主体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断推动个人信息的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社交软件处理个人信息权限探讨——基于软件方公开个人属地问题

目前,由X微博开始,诸多软件平台以“为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蹭流量等不良行为,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透明”“为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进一步打击仿冒搬运、造谣传谣等行为”等理由,上线展示用户“IP属地”功能,这一功能主要为软件方将自动将用户个人的IP属地公布于用户的个人主页、评论区等部分。用户IP属地的展示具体范围为：境内账号将属地具体展示到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境外账号则会将属地情况展示到国家（地区）。该功能对于用户IP属地的展示具有强制性,用户无法自主选择对是否开启或关闭IP属地的展示进行操作。依据实际操作发现,即使用户在使用该类软件过程当中关闭位置相关定位权限,IP属地展示依旧存在。     

APP用户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策略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移动应用程序（APP）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与此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和滥用问题也日益凸显,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文旨在探讨APP用户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分析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以确保APP用户的个人信息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本文讨论了个人信息保护在刑法层面的问题。针对保护主体范围、入罪行为方式、个人信息认定和空白罪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民法典》视阈下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制边界

随着电子网络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基于网络平台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平台享有较高的控制力与把握力,应突破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纳入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范围之内。本文从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概述入手,分别讨论了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类型与价值,进而分析了当前我国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制度短板,并提出了我国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完善路径,旨在通过《民法典》视阈下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规制边界探讨,为我国构建起完善的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体系提出建议。     

大数据背景下,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构建

互联网时代逐步发展,大数据技术凭借对信息的收集和深层挖掘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信息也具有了更加重要的价值,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无形资源。但个人信息泄露的危机也空前严重,互联网平台成为重要的信息泄露源头,故细化针对互联网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制的需求很迫切,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行政机关由于拥有公权力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也非常多,于是,通常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存在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的情形。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目前还存在两者不能协调,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关以及公民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等问题,因此,必须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对于信息公开进行监督以及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进行差异化保护,加强公众参与,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告知同意原则的问题与完善

在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的飞速应用与发展使得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被重视。随着《民法典》的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运而生,然而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却禁而不止,个人对其信息处理的知情权、同意权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信息主体缺乏自由选择的空间等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关于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条款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告知同意原则是为了充分体现信息主体的知情权与自决权,保障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与数据流通。在“告知—同意”的架构下,明确一般同意与特殊同意的关系、引入告知同意原则的例外情形等制度,有利于贯彻信息处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促进信息共享与流通。     

《民法典》语境下烟草行业对零售客户个人信息的保护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与成熟已经成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因此,现今社会更加注重公共利益、信息自由、信息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使用与存储的保护。我国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中多处体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烟草行业充分注意到加强零售终端系统数据尤其涉及零售客户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性的工作的重要性,主动作为,积极开展对零售终端系统数据中涉及相关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工作。因此,本文以《民法典》颁布施行为契机,尝试探讨在《民法典》语境下烟草行业对零售客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相关问题和完善方向,并以A省烟草行业零售终端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大数据侦查的规制路径研究 ——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随着犯罪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侦查模式益发显得力不从心,侦查机关开始借助大数据技术协助案件侦办,有效提升了打击犯罪的能力.但大数据侦查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利用,使其与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冲突.亟需对大数据侦查构建严格的规范体系,将大数据纳入法治化轨道,在侦查中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我国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的规定呈现松散立法的特点,《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来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奠定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年龄验证、监护人同意等操作存在诸多困难;知情同意原则的虚化使得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细化并完善了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的实操性规范,但对于儿童年龄界定、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落实。     

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利益权衡

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关系密切,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区分,分析了在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在对相关利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确定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同时还提出,要重视对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完全忽视对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和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纪念《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二十周年

1991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并规定自199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长江保护法》施行后普法宣传工作推进思考

我国《长江保护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后,已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该法施行一年有余之际,本文从法律的普法宣传角度出发,对前期普法工作进行了思考,同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学校性教育立法——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学校性教育纳入其中,这意味着学校性教育在我国首次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障与支持。本研究试图借助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学校性教育立法的制定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时代发展变化中的实践问题的问题源流,提供立法的基础;政策共同体的建议与活动的政策源流,形成立法的环境;执政党的理念与国民情绪的政治源流,推动立法的进程。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关键节点上,三大源流得以汇合,学校性教育立法的政策之窗开启,政策议程得以确立,学校性教育正式纳入我国法律。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法律干预——解读新增加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是该法自1992年1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对该法的首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