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配偶权研究

配偶权是一种身份权,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目前法律法规仅对配偶权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于夫妻之间特殊的身份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立法规定不够明确、具体,缺乏保护机制。     

对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确立未成年被告人心理援助权之立法基础的思考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纯粹的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这一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主体,在享有诉讼权利保护方面,较之成年人并无独到之处。建议在刑事庭审程序中构建心理援助权这一特殊诉讼权利,即在庭审前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向法官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评估报告,帮助法官挖掘被告人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提供量刑参考;并使法庭教育指向性明确,切中要害,触动心灵,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帮教工作。同时,在庭审过程中通过法官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共同对存在心理障碍的被告人进行适当心理干预,最终强化被告人的认知、自控能力,预防其重新犯罪。     

律师在场权对刑事侦查讯问的效用发挥

刑事侦查讯问作为刑事诉讼流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完善证据链条、复现案件事实、合理划分责任、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律师作为诉讼参加人之一,在本质上代表了被代表人的利益,而律师在场权的行使也往往决定着被代表人的利益能否充分实现。本文通过分析律师在场权的概念、内容和性质,对律师在场权的本质内涵进行了界定,并阐释了律师在场权的理论基础,引申出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应当从法定化律师在场权制度及其义务、明确律师行使在场权的行使程序和明确律师在场权的例外情形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在场权制度,促进司法文明建设和司法公开。     

复制件展览权穷竭制度的重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技术高速发展,以往《著作权法》有关展览权穷竭制度的相关立法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中会对作品原件过度保护,对消费者施加过高的注意义务,此外也会侵害复制件所有者的物权完整性,违背了艺术市场的正常运行规律。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保障美术、摄影作品的复制件未来能在市场中不受阻碍地交易,本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比照《美国版权法》相关法律规定,建议可以扩大《著作权法》第二十条的适用客体,由仅有原件适用扩展到原件、复制件均能适用,同时明确流转链条中的销售者和购买者的合理注意义务。     

论刑事领域的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很多国家的刑事法律都涉及到该制度的规定。我国在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此规定与我国人情事理有很多冲突之处,导致在现实生活中缺失亲属拒证权制度而引发的问题比比皆是。虽然在新设置的一百八十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但是本条并没有排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作证义务。本文从设立亲属拒证权的理念出发,对比古今中外的亲属拒证权制度,提出构建我国亲属拒证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此权利的具体设置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探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将量刑程序纳入到庭审当中,虽然此规定并没有明确肯定量刑建议制度,但是它仍旧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长期以来,我国庭审的核心在于定罪而非量刑,量刑作为法官独享的权力,其行使的不公开化导致一些案件的量刑不公,使判决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由于我国当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相关规定尚不明确,应当从增强其可操作性入手,制定具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其保障和配套机制,来促进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用人单位社保义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我国社会保险法对于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义务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的社保义务和责任。但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损害赔偿责任、强制程序不够具体以及对用人单位的处罚较轻等。要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全面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明晰用人单位违法社会保险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并建立建立补充保险制度,详细规定强制措施的程序等,以确保用人单位切实履行义务。     

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但仅仅做了一个抽象化的规定,并未涉及实质性内容,即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设立明确的界定标准.这使得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律适用的空白.我国应积极完善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制度,以弥补立法的空白,使司法实践有法可依,从而使得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能够适应现...     

混合共同担保内部追偿权的问题与优化措施

为全面研究混合共同担保内部追偿权的相关问题,要进一步了解现行法律的相关内容,建立更加明确的法律认知模式,从法律规范层面分析内部追偿权规定存在动态变化的特点,基于论证混合共同担保内部追偿权的合理性,就要精准了解其实际适用情况,从而完善相关规则。本文简要分析了混合共同担保内部追偿权现行规定内容,并对具体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探讨

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规定,已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将从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以及其判定标准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只有在查证属实之后方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而证人出庭作证并且在法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是查证证人证言是否真实的最好的方法。但在我国现状,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是庭审中的一大难题。旧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作证上的问题虽然通过新刑诉法解决了许多部分,但同时也有不明确的地方。庭审方式改革的成败是在于如何使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因此,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对刑诉法的改革有很重要的意义。     

浅议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本文拟通过考察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由于理论研究不足、立法不完善以及实践经验的匮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立足国情,借鉴他国优秀经验,提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建设的构想。     

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简论

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从1983年被正式确立,到今天已被纳入“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之中并被广泛适用。笔者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明晰该制度的立法发展以及背后的立法要旨的基础上,进而对优先购买权行使条件的相关多种学说进行了介绍梳理,并引入司法实务案例,对《民法典》背景下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第一,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主体为与出租人直接存在有效租赁合同关系的承租人;第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在“同等条件下”行使;第三,承租人应在收到出租人意欲出卖房屋的通知后15日内表明其购买意愿,否则视为弃权。     

刑诉法修正与少年案件审理

刑诉法修正后,庭审方式将由法官为主的纠问式改变成为以检察官为主控、律师为辩护的控辩式.如何在新的庭审方式下继续保持对少年的处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保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自身特点,有许多新的问题亟需研讨:一、关于庭审教育阶段是否予以保留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30条的规定:“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后,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可以进行庭审教育,公诉人和诉讼与人可以困绕下列内容进行发言:(一)教育少年被告人正确对待审判;(二)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     

涉少家事案件审理“成人化”及其淡化路径探究

在当前涉少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不直接参与诉讼成为普遍现象,涉少家事案件蜕变为成年人之间的普通诉讼。法院在案件审判中也未体现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优先考虑,未成年人案件的"成人化色彩"不利对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我国应借鉴域外立法,适当扩张未成年人在家事案件中的诉讼行为能力;构建庭外对话机制,畅通未成年人的表达渠道;建立法官依职权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坚持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从而弱化当前涉少家事案件的"成人化色彩",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浅述公证的告知义务

公证告知义务是我国《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谨慎勤勉的履行告知义务充分保障了公证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将从告知义务的来源和内容着手,结合办证实务浅述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告知义务,以期为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切实履行告知义务有所裨益。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背景下违规披露犯罪的精准打击——从义务主体、义务边界出发

自信息披露制度产生以来,一直是保护投资者、保护市场、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也是一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来规制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手段,如果公司、企业在信息披露中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遗漏重要信息会对投资者乃至整个市场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各国都在规定并完善相应制度,我国也经过几次法律修订,但在实务方面始终存在着追责不明、惩戒不严的困状。因此,本文将从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义务边界方面进行探析,希望可以通过对法理、实务、案例的分析来明确界定该罪主体和义务,来帮助司法实务中对该罪实施精确追责。     

个人信息保护视野下被遗忘权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随着数据平台、搜索引擎的飞速发展,自然人隐私权利的诉求、信息删除的请求等越来越迫切,被遗忘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对于保护个人信息、维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界分被遗忘权与隐私权、删除权的关系,其次基于个人信息保护视野构建被遗忘权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的基础上,从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归责原则等方面探索构建被遗忘权法律制度的可行性路径。     

《民法总则》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之区分

在"大监护"立法模式下,《民法总则》实际上对父母和父母以外的人或组织对未成年人监护作了区分性规定,如强调了父母的照顾和保护义务,设立了父母遗嘱指定监护、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相应的,父母以外的人或组织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规定则明显过于笼统。鉴于两者产生基础和性质上的差异,在婚姻家庭编分编中,对未成年人监护在名称和内容上应作出区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使用"照护权"这一表述,以区分父母以外的人或组织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照护权体现为义务在先,监护体现为权利在先,权利义务的指向对象和注意义务等均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