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塑心与国民治理：外语习得对政治认知能力的塑造机制研究

掌握外语的人口增加是现代化发展在个体层面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国站稳国际舞台、引领世界潮流的重要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外语的对外功能和教育手段,对内功用尤其是社会政治功用和治理价值却不甚明了。“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结合语言治理和语言政治学逻辑填补此方面空白,指出外语习得对国民政治能力(特别是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的政治感知能力)的提升效果以及四种作用机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理论的效果和机制假设。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外语(英语)水平对其政治认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机制上,外语习得通过信息获取进路上提升内部政治效能感作用最明显,而语言竞争优势则是影响外部效能感的主导路径。与此同时,价值西化路径并未对国民政治认知造成明显改变。据此,外语习得对于国民政治能力塑造功能更偏向素质性,而非价值性。对于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的系统探讨和实证检验推进了对宏观语言政策微观治理逻辑的理解,为“语言-思维”关系这一经典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证据,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外语人口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我国改革语言政策和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塑造——对称:“组有产权”村庄治理难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学界关注到产权对农村治理的影响,但对于村组间纵向产权结构下的农村治理有待探讨。集体产权归村民小组所有是华南农村的普遍情况,调查发现这种“组有产权”村庄存在“软弱涣散”的治理难题。综合既有研究,提出“塑造—对称”理论,即在农村治理场域中,以责任为中介维续产权要素与治理要素的对称性。以“塑造—对称”理论为解释框架,将“组有产权”村庄的治理难题归因为:村组间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错位、行政村层面的“权责”不对称以及村民小组层面的“权责”不对称。对此,要以责任为抓手,强化“产权—责任—治理”间的勾连,通过深化党组织建设、设立责任机制、下移治理单位和健全监督体系等措施来解决难题。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理论阐释、生成逻辑与实现机制

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下,政策议程设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础性环节,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场域。“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实践展开,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人民利益表达、政策问题识别、决策共识凝聚等重要治理功能。作为一种“完成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升华的历史逻辑,从“人民同意”到“人民满意”的合法性构建的理论逻辑,从“局部”到“全过程”的人民主体地位确立的实践逻辑。作为一种“进行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还应当在治理话语层面,遵循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建构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问题识别机制、政策共识达成机制和政策责任追究机制,更好地实现其治理效能的转化。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整体性智治政府建设优势？——基于QCA方法的路径探索

整体性智治政府是当前数字政府领域的新兴范本,有望成为未来政府治理新趋向。当前学界与政务界已清晰勾画出整体性智治政府的基本雏形,但研究大都集中于理论解析和模型描绘,缺乏区域差异和资源视角的解读。而其建设涉及海量资源的投入,且现行各省整体性智治政府建设呈现“东优西劣”之势,透露着建设优势与资源间存在某种联系。为探究具有何种联系并揭示资源与建设优势间的转化逻辑,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复杂因果视角展开研究。研究发现：（1）单一资源均不构成建设优势的必要条件,但政策资源和数据共享是核心资源,且资源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2）当下行政实践场域中存有三种资源构型,即组织驱动型、资源互补型和全面驱动型,也表明资源多寡并不必然带来“福音”或“诅咒”;（3）建设优势倚重于核心资源的贡献,进而演化为两类图景,一类是核心资源存在而最终形成优势之景观,另一类是核心资源缺席而陷入转化受阻之歧途。     

关系治理会消解村干部政策执行力吗?——基于河长制政策的实证检验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以“关系”为本位的农村社会,具有实质裁量权的村干部往往会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模式来执行政策,通过人际间的情感联系和互惠义务实现彼此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本研究以河长制政策的基层执行为例,通过引入政策执行的互动调适理论,构建了一个纳入人情关系、个体能力以及服务动机在内的执行力模型,利用课题组在江苏、安徽、陕西三省共961份调研数据,实证考察关系治理对村干部政策执行力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关系治理会导致公众对政策接受度的提高和执行者对政策遵从度的降低,在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关系治理的程度与村干部政策执行力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公共领导力一方面对政策执行力有提升作用,另一方面也能缓冲关系治理的负面影响,在关系治理对政策执行力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公共服务动机是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边界条件,当村干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动机时,关系治理对政策执行力的负面影响被弱化。本研究结合乡土社会场域的特殊情境,拓展了中国情景下的政策执行理论,能够为基层政策执行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指引。     

区域一体化下“弱—弱”府际结构因素对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的影响——基于长三角Y市毗邻公交的案例研究

伴随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地区发展方式正从行政辖区化向区域一体化战略转型,其中构筑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地方政府是辖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但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具有横向府际协作属性,横向府际结构因素对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聚焦于毗邻两地政府均处于弱财力资源和弱政策能力情形下的横向府际结构因素(简称“弱-弱”府际结构)对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的影响。从资源-能力视角切入,基于目标约束、动机诱导与话语构建三个维度,构筑一个调适性联结分析框架。结合长三角地区Y市毗邻公交的案例分析,对“弱-弱”府际结构因素影响下的跨境公交协作政策困境形成机理进行调适性联结分析。研究发现：“弱-弱”府际结构对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产生了调适性联结的扭曲效应,其中弱财力资源弱化了地方政府参与跨域公共服务协作政策决策的正向动力,而弱政策能力降低了跨域合作政策过程中的冲突协调能力,造成了目标整合困难、动机诱导失败及多维话语体系难以相容等协作障碍。因此,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需要重视低发展梯度地区政府合作存在的“资源-能力”双弱短板,通过多措并举,破解其参与...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农村基层是广大农民日常生活的共同空间,也是一个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空间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即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探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双重统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源聚集。党组织凭借其执政优势和组织优势搭建平台,将各类资源下沉至社区并进行有效整合以满足居民需求。二是主体协同。属地党组织召集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协同应对,以科层体制内部动员的方式将政府“再组织化”,以此实现集中办公和有效治理。党组织在有效凝聚治理资源的条件下协同各类治理主体,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推动各类主体真正融入社区治理场域并发挥长效作用。“双重统合”有效促进了党组织与各方治理主体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推进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绩效观的重塑

<正>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逻辑及其演变——兼与经济治理比较

新时代中国在质疑声中走出一条有效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采取制度互补的理论视角,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切入点,考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是如何“把制度搞对”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能够很好地补足现行法律等其他制度的缺陷,而且制度自身具备内在的互补性,呈现出政治与法治的结构性互补,党内法规、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治理功能耦合,纵向督察机制与全面监督机制相结合以及党和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特征。制度互补性的生成有赖于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执政党观念的变迁、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与“干中学”等机制。本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通过分散式政策试验实现经济治理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农民的分化与三农研究的常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高度分化,农民的处境与状况也各不相同,而当前国内学界乃至政策部门往往混淆农民的类型,不理解中国农民处境的差异,缺少对中国当前农民问题的基本把握。对农民类型进行了划分,立足中国农民大多数来制定政策和思考问题十分重要和必要。学界研究三农问题,政策部门制定三农政策,应该立足现实、回归常识。     

欧盟的文化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机构建设与资源保障、政策环境与治理机制,以及项目格局与配套实施,欧盟部署了目标明确的总体文化战略,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性硬件、治理性软件设施,建立起层次多样、配套完整、格局合理的文化建设框架.体现了成熟文化政策从零散到整合,从纵向到横向,从低效到高效,从临时性到可持续性,从区域到全球,从国家间合作到共同文化战略,从文化目标到政治目标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新阶段文化制度、治理机制以及配套实施的现实借鉴.     

秩序重构与整体协同: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的运作逻辑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关乎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巡察村居以监督下沉的方式形塑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威,为乡村复杂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乡村综合治理是依据巡察结果展开的一项系统性的治理机制。在乡村复合型治理架构内,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导致“乱村”问题长期存在,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有效运作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的权威,为村庄公共秩序建构赢得群众信任,通过部门联动和整体协同的方式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工作落到实处。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一种有效举措,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模式是中央顶层设计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旨在丰富“中国之治”理论体系并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试点——推广”的方法论视角

中央通过政策试点带动各项改革工作,完善各领域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发现,我国政策试点通过“价值目标—工具选择—制度推广”的内在逻辑达成统合,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方向引领—技术支持—成果反哺”的机制保障政策试点推动逻辑的可行性。内在逻辑与保障机制的探究回答了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两个关键问题,从宏观上对政策试点何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一般性解释。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其“整体性”的显著优势而呈现出“乘数效应”,“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多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掌好乡村建设之舵;完善村民自治,筑牢乡村治理之基;加强法治保障,夯实乡村治理之本;发挥德治教化,淬炼乡村治理之魂;促进三治融合,凝聚乡村治理之力。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的嵌入式发展及其调适——基于浙江的实践

嵌入性是“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特征。作为场域集合体,“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内含的制度政策要素、社会心理要素、协作组织要素、物理环境要素与服务需求要素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农合联嵌入式发展的多维场域要素。在“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应当准确把握科层场域、文化场域、服务场域、地理场域、对象场域的嵌入偏差,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增强合作深度、联动四项改革、创新服务载体、稳固发展基石等措施完成“三位一体”农合联嵌入偏差的矫正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