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远目标出发提出的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建设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社会。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司法公正、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必须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切实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充分发挥老年人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

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中，未成年入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是否能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培养、教育和保护工作。同时，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党和国家又十分重视对老年人的关心，照顾和爱护工作。两者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都很大，地位都很重要，形成两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那么，这两个群体之间，如何建立起被社会认可的、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纽带的教育、感化，挽救体系和长效机制，形成牢不可破的隔代亲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本文提出和研究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初探

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向刑事化方向发展，由单纯的司法消极预防向积极保护发展，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的重要任务。我国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制度建设初见起色，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新情况和新矛盾不断出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保护制度还存在较大的缺陷，     

完善法制让未成年人迈向成熟健康的人生

今年十一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后实施一周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继《未成年人保护法》后又一部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法律。两部法相辅相承,各有特色,有力地调整了国家机关、社会、学校、家庭、成年公民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纳入了国家法治轨道。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范围内共同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预防与矫治的工作经验,尤其是群众性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正在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综合性的…     

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加强与改进

互联网技术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如网络疾病的乘虚而入。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各种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如实反映我国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国际社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做法,我们应提倡政府、企业、家庭、民间组织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技术手段、文化手段、道德自律等多种途径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从“监护不力”看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犯罪要从源头抓起，这个源头就是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要从源头抓起，这个源头就是包括监护制度在内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本文结合案例，对完善、监护制度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一些设想，力图勾画出未来监护制度的大致轮廓。     

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完善

正【主题导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完成。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法律后盾,先后出台于1991年和1999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较多且层次不一。上述两部法律作为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职能的探索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职能与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使全社会形成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劲合力,这是我们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所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基本职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范围广、涉及面宽.司法、行政、群团、学校等众多部门都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目前,我国上海、福建、北京、天津、辽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与早期教育及其心理因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社区、学校、家庭等的共同参与,综合治理。但是在家庭的早期教育环境中,哪些方面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有更直接的影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什么样的心理特质,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了解家庭的早期教育方式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关系, 以便改善儿童的早期教育环境,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为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筑起第一道防线。     

法治社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新思路——从规范到过程的权利保护模式改造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义务。传统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重视“规范-制度”结构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多方联动的任务，宪法涵盖了权利保护涉及的规范、组织结构和过程，这一领域也由大量软法进行制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组织体系是涉及多重主体、设定了多重责任的系统。不同组织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角色的同一性功能是权益保护的基础性条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不同利益代表者接近和施压政府而政府有效平衡、综合的过程。权利保护过程中要重视利益代表参与并发挥作用。不仅重视规范以及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也要重视组织的功能以及权利保护的过程，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新思路。     

纪念《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十周年

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近百年来，在探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虽然学说林立、观点纷呈，但大多忽略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中“母亲素质”这个因素。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母子之间往往共同参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形成一方施教与一方受教的社会化过程，其中母亲素质的高低，作用举足轻重。母亲不良言行的引导会直接影响孩子不良行为产生乃至出现犯罪行为的苗头。深入探讨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制度是以具有不良行为的偏常未成年人为对象、以矫治教育为目的,从犯罪一般预防的宏观体系下发展而来的犯罪预防制度。我国临界预防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明确区分不同矫治对象、合理设置矫治分级措施的原则,牢牢把握对偏差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处分的核心要义。在政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构的宏观协调下,引导学校、教师、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长和专门学校之间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提高预防效率。针对严重不良行为性质恶劣、屡矫屡犯的偏常未成年人,还应当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通过扩大重罪处罚的年龄范围,为临界预防的矫治教育措施赋予强制力和约束力。     

网络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导致他们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其个人信息。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还不健全,监护人同意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督措施不统一。我国应该借鉴域外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法律保护体系,完善监护人同意制度,明确监护人权利义务,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努力下,增强对未成年人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提高其自我保护意识。     

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犯罪预防

构建末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由于左右犯罪数量与性质的犯罪入主要是惯犯和累犯，而这部分人大多有早年犯罪史，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就成为预防犯罪的关键。这种预防不能仅针对未成年人和局限于犯罪范围内，而应通过立法治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同时，以法律方式及早对未成年人的早期危害倾向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处罚进行特殊的教育与保护。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基本原则

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构罪问题,应当摆脱成人的思维框架而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进行,据此所制定的规范方可使得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也方能实现特别程序设立之目的,进而将教育、保护、预防、矫治等思想理念贯穿于整个少年司法体系中。应当看到,确立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原则,既是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也是由未成年人身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渐进性、未成年人犯罪主观内容的单纯性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等所决定。基于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未成年人自身及其犯罪的特殊性,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来构建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至少应当遵循非罪化、轻罪化、有效化和利益衡平保护这四个基本原则。     

利益衡量与场景实践下的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研究

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亟待立法及司法综合施策,目前存在保护制度失序、责任不清、可识别性界定方式单一且缺乏可操作的判定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事实认定较难等问题。未成年人信息在属性特征、利益衡量等角度不同于成年人信息,基于监护关系和亲权关系,承载了未成年人和监护人的双重利益。在场景方面,面对信息业者对未成年人信息的利用的各种需求,建议立法和司法应秉持细化场景规则的理论,并引导行业自律,特别是教育者对未成年人信息的知情需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信息的保护需求、政府对未成年人信息的共享需求,亟待平衡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内在张力。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信息建立统合式法治保护体系,破解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     

国家亲权视角下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路径探析

国家亲权理念是世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基本理念。当亲权不能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时,就需要从国家亲权视角分析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情况。据此,采取实证的方式进行探究,发现我国家事案件中存在国家亲权理念意识薄弱、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存在缺漏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通过加强国家亲权理念的认识、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以期能够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利益,为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工作提供指引。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史略

儒家倡导的“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大致经历了“文革”前的探索时期、“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恢复重建时期及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成年人有别，以“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为指引，以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为目标，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程序分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     

共青团在专门学校中预防犯罪的功效研究——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为背景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收容教养虚置化、工读学校式微化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现实困境,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提出设立专门学校,对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门学校教育。专门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这为共青团在专门学校中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共青团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力量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之一,因为共青团的性质、职能、任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标指向一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共青团的使命所在、责任所在、担当所在,在专门学校中,共青团工作面向的群体具有特殊性,需要对共青团的队伍建设、工作职责、工作路线予以明确,可以通过法治辅导员的聘任、服务职能的延伸、群众路线的贯彻等措施,助推专门学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