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

《公司法》第16条对公司担保进行了限制,但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定,违反该条款规定所签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多数适用无效合同裁判规则,将规范性质与合同效力直接对接,事实上是对《公司法》第16条的误读,法律适用的错位。违反《公司法》第16条应有的裁判规则是:《公司法》第16条是判断代表人是否越权担保的依据;同时参照适用《合同法》第50条越权代表的规定,但是越权担保不同于一般越权事项所坚持的外观主义原则,基于对公司担保中代表权的法定限制,相对人应当履行适当的形式审查义务。     

相对人审查义务在公司担保合同中的边界分析

在我国当前担保制度构建中,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之间的担保占有很大的比重,且由于公司追求利益的本质,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需要尽到的审慎义务就比较多。现行《民法典》《公司法》对公司担保问题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拓展了公司外部非关联担保和公司内部关联担保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应用,并辅之以相关程序的限制,包括只能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关联股东回避规则等,这对于规范公司之间的担保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行法律规范对公司担保实践汇总相对人审查义务并未进行系统性规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法官结合主合同、担保合同效力,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时的知悉情况等因素进行裁量。基于此,本文将以《公司法》第十六条为重点,以公司担保制度相对人审查义务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立法、司法层面关于相对人审查义务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廓清当前关于相对人审查义务存在的障碍,推动公司担保制度的成熟发展,合理限定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责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解释 ——解读《公司法》第十六条

2019年《九民纪要》的出台,解决了长期以来对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争议,进一步明确了股东与公司、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增添活力.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下,善意债权人保护制度得到进一步深化,越权担保的权责分配体系也初步形成.     

论公司对外越权担保的合同效力及责任承担

从民商法的学科体系角度出发,区分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法定限制和约定限制,借鉴国外经验综合考虑,克服目前主要解释学说的不足,总结归纳出不同情形下公司越权担保的合同效力及责任承担方式,针对对外越权担保合同无效情形下仍要求担保人承担较高赔偿责任的方式,建议对《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以在债权人、担保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中,更好地保护公司合理利益。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善意的认定

《物权法》中设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然而其核心要件即善意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判定标准,由此产生了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和分歧点。善意的认定标准应在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基础上加以界定,即受让人受让不动产应基于对登记簿的信赖,其主观方面无重大过失;鉴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特殊规则,应将善意的认定时点确定在不动产登记完成之时较为合理。     

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效力认定及司法实践应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事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逐步形成,司法实践中对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效力评价的考量因素也逐渐发生变化,由最初的侧重促进交易、保护担保人利益转变为维护公平、尊重担保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也较笼统,这使得担保交易当事人在评估交易风险时缺少明确的法律指引,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1],间接造成了审理机关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对相似案情的法律判断不一。本文将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根据最新的司法实践经验,就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作出、有限责任公司及交易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表见代理、对外担保效力的考量因素等方面作出逐一的论述。本文下述的公司仅指有限责任公司。     

浅谈善意取得制度之“善意”的判断标准——以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为例

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现行《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的物权变动规则,其核心构成要件是受让人在获得财产时,其主观状态是善意。但《物权法》对于何为善意第三人,善意的具体判断标准及判断时点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导致理论和实务界都出现纷争。对于善意的正确判断,需要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准确的判断时点,以完善善意取得制度。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的几点思考

相对人又被称为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是行政法学中较为常见的称谓。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行政法学概念。我国国务院在2004年时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部法律性文件中已经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一词。此时,相对人已经成为了法律术语。本文针对行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展开研究和探讨。     

司法实务中债权人需注意的担保法律文件边界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会影响司法公信力,由此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对公司主体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了一系列的细化规定。本文主要聚焦现行法律环境下,从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论述如何确保担保无瑕疵从而无碍实现债权。     

我国让与担保的司法认定

我国民法并未明文规定让与担保制度。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担保法所规定的抵押、留置等担保方式暴露出巨大缺陷,逐渐催生出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本文从让与担保的概念与特点入手,探讨我国让与担保的立法模式,进而分析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让与担保合同的认定。     

拒绝交易行为的认定及规制

拒绝交易行为在行业中是否涉及行业垄断广受争议,本文结合案例分析了拒绝交易的主体资格与行为特点,并结合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浅谈拒绝交易行为的规制,以期待规范行业的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氛围。     

浅谈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性质认定

代表权制度使得公司法人在商业领域像自然人一样活动自如。但是当法人的人格转移到自然人身上,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性质的认定变得相当复杂。本文试通过对规范下公司与法定代表人行为外延分析,比对成文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异同。     

浅析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

公司对外担保,是指公司为他人提供债务担保,以公司的资产、信用或是同债权人订立对外担保合同的行为称之为公司对外担保。从公司法的角度研究公司的对外担保,在现代的社会中是公司对外融资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手段。然而不能忽视这其中种种关乎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全部股东以及担保债权人的利益问题。本文探究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提出问题,分析在不同情形下对外担保的效力,以期给予我国的司法实践些许启发。     

夫妻一方担保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标准分析

担保之债相较于一般债务而言通常具有“无偿性”的特点,因此,配偶对外担保形成的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本文在综合法规现状、学术观点、裁判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现实要求的认定逻辑,即以《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为司法认定的基础规范,并将担保行为的对价区分为直接有偿、间接有偿、盖然有偿,进而判断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且该担保之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     

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研究——以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所提供视听资料的采信为视角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以及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证据保全意识不断增强,公民开始普遍使用手机拍摄、录音录像等方式来收集证据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在行政诉讼中,公民作为行政相对人,其所提供的视听证据仍然处于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的状态。笔者旨在论证行政相对人所提供的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合理性,主张司法实践予以采信和认可,以期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职务代理行为在审判实践中的认定与完善

现代社会经济体量巨大、交易频繁,在法人对外从事法律行为时,不可能所有交易活动都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来实施。于是职务代理制度应运而生,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员工只要被委任工作,除非另有规定,其自然享有相应的代理权,而无须再行授权。审判实践中,能否认定职务代理行为对案件的处理起到决定性影响。     

浅析执行担保与民事保证的共同保证认定

与普通的民法上的担保有所不同,执行担保同时具有公权力属性和私权利属性。按照法律效果来看,如果执行中的担保财产的保证人已经履行承诺保证被执行人的财产顺利执行,或者以自己的财产保证了执行的顺利进行,那么执行中的保证人与普通保证人中的获得对于债务人的追偿的权利便是一样的。于是这就产生了共同保证的追偿问题,无论是时间成立的早晚,还是保证人的内部联系都不影响共同保证的问题的存在。     

关于民事诉讼中担保的执行

担保法律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横跨物权法和债权法两大领域,内容十分丰富。执行担保亦为担保的一种,在整个执行制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量,是人民法院执行实践工作的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因素。但因其发生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其性质、适用的法律、担保责任的方式都有别于平等主体之间约定的担保。人民法院在适用担保法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本文对担保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以期达到正确理解和适用担保法的目的,对正确解决担保问题和纠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功能衔接

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是德国物权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德国学者普遍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保护交易安全的机能。对于善意取得制度,通说认为其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规则。两者都现实地发挥着维护交易安全的效能。但两者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看法不一。物权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都有各自独特的制度构造,具有不同的针对性,它们在功能上是能够实现互补的,在制度上也是能够衔接起来的。     

地震行政检查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问题探析

行政检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普遍存在于各领域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本文旨在通过对地震行政检查程序中可能涉及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内容展开详细探析,寻求行政相对人在地震行政检查程序中受到侵犯的权利如何得以救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