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强制清算清算组组成及权利限制的相关问题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下称"公司法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会谈纪要"),对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审理中的有关问题已做出规定,使得这一程序的可操作性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客观来看,这些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强制清算的有关程序和实体规定仍存在不少空白,相关规定也不够细化。笔者作为几宗强制清算案件的亲历者,将从程序完善的角度出发,探同存异,简要探讨我国强制清算组组成及权利限制和制衡的相关问题。     

民事执行中企业法人参与分配规则的适用 ——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零八条至五百一十六条为中心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零八条至五百一十六条依次规定了自然人、其他组织及企业法人作为被执行人在资不抵债时的清偿分配规则.其中,自然人、其他组织适用参与分配制度;企业法人适用执行转破产制度,且在破产不能时适用优先清偿规则.实务中对两者存在混淆和争议,为解决该问题并提高执行转破产适用率,可借鉴《强制执行法(草案)》对《...     

浅析破产法上待履行合同之转让权

依据我国《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破产管理人享有对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权和解除权,但我国并未规定破产管理人是否享有类似于《美国破产法》上待履行合同的转让权。基于实现破产法保障破产财产最大化和提高破产执行效率,从而公平清理破产程序中债权债务的立法目的,我国可以适当的规定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转让权。     

衡平居次原则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了衡平居次原则,法院也越来越多地在案件中引用该条规定,处理基于不正当关联关系的关联债权受偿顺位问题。但该原则的适用效力、适用范围、适用标准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仍存在争议,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不当利用关联关系”的判断标准,确定由关联企业对关联债权的正当性承担举证责任。     

“僵尸企业”破产退市的法律困境及程序机制优化

“僵尸企业”作为低端无效供给的代表,长期占用大量资金、土地、机器设备等宝贵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直接拉低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当前,“僵尸企业”在破产退市中存在法律界定不明,对“僵尸企业”的规制存在立法滞后、破产程序启动主体局限、普通破产债权保护难以及破产重整选择认定难等问题。在梳理“僵尸企业”破产退市法律困境和考察美国经验基础上,应注意“僵尸企业”破产退市中利益与关系平衡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严格的破产评估体系、破产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破产债权保护制度、破产审理的简易程序以及破产救助风险预估程序等制度体系和配套机制。     

浅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量刑情节

作者结合自身司法实践经验,对比《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与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细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定从宽处理的量刑情节,在对"严重后果"、"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及"赔偿责任"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并指出酌定情节的考量因素。     

论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新《刑诉法》、《高法解释》明确了非法证据的相关规定,但较为原则,有待细化。本文从非法证据概念、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审查程序、证明责任、标准、救济程序等角度,对非法证据的相关内容进行阐述、理解,并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如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在即,其中就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出了规定,但具体的审查范围、方式和程序却未作出规定。笔者尝试从审查的范围、审查的启动程序、救济措施等方面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和方式作出细化规定。     

破产程序中的货币资金取回权

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后,针对债务人所取得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财产的权利人可以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取回,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文依据《企业破产法》及相关规定,对破产程序中关于特定货币资金的取回权的行使及救济进行简要分析和论述。     

浅析强制医疗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适用程序上的差异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专门针对强制医疗的申请、审查、决定、解除和监督等问题做出专门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案件与普遍刑事案件在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构成要件的认定、权利救济以及检察监督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区别,厘清这些差异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行政处罚办案期限的思考——写于《行政处罚法》修订之际

对于司法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案件超出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办案期限应当如何裁判,无论是学术讨论观点还是司法裁判案例,均存在分歧。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一次修正后出现了分水岭,在此之前司法裁判案例多认定属于程序瑕疵,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指正及建议改进,在此之后司法裁判案例则出现程序轻微违法,并据此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特别是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基于行政处罚案件超出规范性文件规定办案期限的事实,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裁判观点。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对行政处罚的办案期限的规定,属于本次修订新增条款,填补了法律层面对于行政处罚办案期限普适性程序要求的空白,也为此前已经形成的主流裁判观点在诉讼程序法外,提供了行政程序法依据。但可以预见,新规在实践中也会产生一定争议。本文借《行政处罚法》新增办案期限规定的机会,重新梳理了与办案期限有关的概念及实践观点,并对新规实施的立法目的及争议作简单分析。     

证券公司破产重整的债权审查与确认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破产债权的审查与确认是管理人执行职务的重要工作之一,事关债权人的根本利益。债权只有经过审查确认后,债权人才能行使《企业破产法》赋予其的表决、受偿等权利。与此同时,破产债权的审查与确认对整个破产程序,包括战略投资人的招募、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及表决通过、债权的清偿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破产程序的成败。但是,每个破产企业的债权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债权审查与确认过程中需结合破产企业自身特点予以审查确认。笔者现就证券公司破产重整的债权审查与确认分享一些实务经验。     

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主张欠付工程款的常见争议问题研究

2004年9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首次给予了实际施工人法律保护。2018年10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对此制度进行了完善,于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判决发包人承担责任必须查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数额。2020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对发包人承担责任的细则作了进一步的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现有规定及解释仍然不能应对错综复杂的案例情形,多地不同法院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混乱现象,诸如实际施工人行使权利的要件是哪些、发包人承担责任的性质如何、工程价款范围如何界定等问题在现有法条及司法解释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将围绕系列问题展开实证分析及探讨研究。     

合伙企业破产实体问题研究

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是我国当前对合伙企业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律,在该法第92条中首次规定了在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该合伙企业破产,或者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债务。对此规定理论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合伙企业是否有破产能力?合伙企业如何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笔者拟对合伙企业破产能力、破产原因、破产财产以及合伙人连带破产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使合伙企业破产制度更具可操作性与实践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路径 ——以秘密利益保护为视角

我国民事诉讼中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最先规定于2015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2019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本文主要从文书提出命令的基本概念入手,在分析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秘密保护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中...     

花殇·诉痛——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之忧思

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寥寥十一个条款之中便有三条直接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启动及条件,剑指检察裁量权：可附一定条件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以观后效。新《刑事诉讼法》更是在第271条明确规定,“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如此重视附条件不起诉,在十分有限条款中予以特别倾斜,无不显现出对犯罪少年的挽救特别是除罪化的考量。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于立法者的良占用心,相信没有人会质疑该条制定时的正当性。     

双周·言论

【时政】 对于那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拒执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说,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人民法院将大力惩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者。 它既解决了稳定问题,可以鼓励农民放心地向土地投资,改造土地;又解决了土地流转问题,可以缓解有地无力和有力无地的矛盾。 ——国内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罕见高票通过的《农村     

裁执分离模式下被执行人权利救济困局及检察监督

裁执分离模式是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目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该制度运行过程中由于法律依据不足,缺乏被执行人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造成被执行人权利救济困局,行政检察能够发挥制度优势,通过对被执行人的权益进行充分保障,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实现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良性互动协作,实现监督价值。     

生效判决确认的担保债权可撤销情形探究

我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对于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应当予以确认。管理人在确认生效判决确定的担保债权后,其他债权人会对该担保债权提出异议,认为该担保债权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列明的可撤销的情形,要求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为了找到解决上述法律困境的办法,本文将对可能存在的几条救济渠道逐一进行分析,以最终确定合理且可行的方案。     

执行异议之诉中排除强制执行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的制定背景,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从文书类型上看,应当包括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从文书内容上看,其中应当包括或者隐含对执行标的物权进行确认的内容;从纠纷类型来看,“权属纠纷”并不仅限于物权确认纠纷等《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对财产权利进行确认的纠纷,还应当包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析产纠纷”“继承纠纷”“离婚纠纷”等各类纠纷,但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生效法律文书中必须包括对财产权属进行确认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