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刑事规制的困境及应对

互联网犹如“双刃剑”,它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添了一系列难题。近年来,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行为日益增多,网络谣言犯罪更是层出不穷,网络谣言在虚拟空间里快速传播,会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本文主要通过概述网络谣言的概念及特征,并对网络谣言犯罪行为进行界定,分析目前我国《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以期运用《刑法》更好地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     

互联网直播犯罪研究与对策

互联网直播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具备隐蔽性、匿名化和门槛低等优势,随着直播用户的不断增长,直播中的犯罪行为也持续增长,犯罪类型多样,犯罪性质恶劣.结合问卷调查与结构性访谈的数据,讨论网络直播犯罪的类型,分析与之相关的理论解释,从多个层面为净化网络直播环境预防整治犯罪行为提供参考.     

网络直播打赏法律性质及其纠纷裁判模式优化分析

伴随着各种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也渐渐兴起了直播的带货模式,这给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由于人们工作与生活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以直播平台去满足自己的购物以及释压等需求,在便捷的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能够实时欣赏直播内容,与主播进行互动。与此同时,主播也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为自己带来收益。然而,网络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不少的法律纠纷问题,特别是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加上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在现代属于新的消费模式,我国法律在这一块上也缺乏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导致法律纠纷问题不断增长,基于此形势下,为了促进网络直播的规范化发展,探讨网络直播打赏法律性质及其纠纷裁判模式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希望笔者提出的建议能够给立法者优化网络直播打赏法律纠纷裁判机制一些参考与建议。     

日本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有效防止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日本以刑法和特别刑法中的相关法条相配合,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成熟的规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作法,顺应国际化潮流,不仅要注重处罚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而且需要加强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措施,通过立法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周边犯罪行为的处罚,扩大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范围。     

环境污染行为的刑法控制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破坏导致的犯罪行为经常发生。近些年来,没有其他领域能够像环境保护领域这样受到如此关注。刑法在保护环境、防治污染方面发挥了"最后屏障"的作用,但总体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拟从环境责任、法定刑等几方面进行思考,以期提出有效的防治建议。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立法检视与困境反思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综合治理和刑事犯罪打击的一块顽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高发、频发,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本文从网络诈骗犯罪发展脉络、实证分析梳理、刑法规制研究等方面进行检视、反思,探求困境突围的应然模式.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时代我国刑法客观解释更能适应发展需求,但客观解释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存在解释扩张化的趋势,不断挑战罪刑法定原则。对客观解释的限制应当内外结合,将文义限制和体系限制作为基本前提,注重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重申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充分发挥市场、网络技术规范等因素的规制作用,同时刑法解释应与国家网络治理大环境相契合,针对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解释限度,在有效规制网络犯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和对罪刑法定的坚守之间找到平衡。     

校园安全、刑法作用与应对机制——以校园弑童案为分析样本

近年来，校园违法犯罪案件呈高发趋势，已严重危及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由此，校园安全问题也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为了保护校园安全，抑制校园犯罪行为的发生，司法主体对行为人施以严厉的刑罚措施。不过，总的看来，刑罚作用收效甚微，并未能遏制校园犯罪行为的频繁发生。这从侧面反映出，刑法在应对此类犯罪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也表明，治理校园违法犯罪行为，除了依靠刑法的规制机能外，还应在刑法之外的其他领域探索和构建应对机制。     

关于袭警行为的刑法规制探讨

袭警行为是妨害公务的一种形式,威胁警察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执法的效率,究其主要的原因是刑法对于这类频发事件缺乏有效的规制,从而导致了袭警行为的日益严重。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我国刑法在袭警罪的立法模式、犯罪构成以及相关的处罚问题都有着诸多的缺陷。本文从此处着手,通过借鉴与探讨提出了我国处理袭警行为规制的建议,从而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权的有效实施。     

累犯行为的心理分析

在犯罪心理学中,累犯行为(recidivism,recidivistic behavior)是指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继续重复进行的犯罪行为。 对累犯行为的心理学研究比较缺乏。一般而言,导致累犯行为的心理因素可以概括为下列几方面: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以及路径分析

网络暴力的行为本身就具有群体性较强、煽动范围较广、单方面欺凌等特征,这种暴力行为与传统的暴力行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会对受害者带来不可预想的人身和财产威胁。而在现代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背景下,为了有效抵制网络暴力现象的出现,为我国的网民营造一个更加良性和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年底正式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并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在该规范中强调了对于网络暴力行为要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中虽然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以及侮辱诽谤罪具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刑法惩处规定,大多数都是针对传统的暴力行为而设定的。为了有效抵制网络暴力现象,更应该将当前社会中热门的网络暴力现象作为研究案例,被纳入到相关的刑法体系中,这样才能够在解决网络暴力行为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本文主要是分析了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目前存在的困境,并且就网络暴力刑法规制构建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刑法规制提供参考意见。     

网络主播电商直播涉税风险与监管研究

网络主播电商直播是信息时代直播与电商交互发展的产物。与传统模式相比,具备强互动性、高转化率等特点。本文从网络主播电商直播收入的定性及涉及的税种入手,详细剖析了网络主播偷逃税款的主要手段以及电商直播行业所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促进电商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试论帮助、组织考试舞弊行为的入罪

近年来,考试舞弊案件频频发生,连最严肃的高考都难以避免各种作弊手段,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很多学者从刑法的角度来研究考试舞弊行为,以期能有效的防治考试舞弊现象。本文从刑法的角度来探讨帮助、组织考试舞弊行为,通过分析该种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危害性,认为该种行为有必要通过刑法来规制。而现行刑法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还存在一些缺陷,不足以有效地规制帮助、组织考试舞弊行为,因此建议增设"帮助、组织考试舞弊罪",并具体提出了"该罪"的刑法规范模式。     

非法经营罪在新型刷单炒信中的规制困境及对策

随着直播电商等互联网经济新业态的兴起,刷热度、刷点赞、刷软文等新型刷单炒信出现。非法经营罪的解释逻辑不能涵盖所有新型刷单炒信,也会导致同性质行为法律后果不均衡,该罪名并不是最合适的入罪路径,可以通过虚假广告罪、计算机类犯罪对新型刷单炒信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传统刑法应如何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带来的挑战——以智能手机犯罪为例

随着电信网、电视网、通信网三大网络的融合趋势不断加强,以及智能手机的日趋流行,网络犯罪的形态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智能手机犯罪逐渐引起人们关注。智能手机犯罪在传统的网络犯罪基础上又叠加了新的网络变量,并且由于其与传统的网络犯罪相比,有着终端难以认定、运营商默许配合等特点,使得传统刑法体系难以对之进行恰当的规制、给传统刑法体系造成挑战。对此,刑法应当做出适当的回应,从而对该类犯罪进行规制,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     

基于刑法视域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犯罪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时代的便利与发展不断深化着人们的工作生产以及日常生活娱乐,但在享有网络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要面对其带来的双重影响。面对我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谣言狂欢”和灰色获益地带,法律一直是社会规制的重要防线,但由于突发事件自身的特点以及网络谣言日新月异的形式,其规制和治理仍存在“落不实”的问题。本文在结合突发公众事件实际案例的同时,通过高度经验化、总结性的概括,提出对突发公众事件的网络谣言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思路,完善网络谣言入罪标准,通过“三步走”形成良好危机事件管理,合理界定法定刑配置,为解决网络谣言规制难题提出了有效方案,以供行业相关人士交流。     

我国网络直播平台法律责任规制问题研究

网络直播平台为平台使用人提供即时性的多种类网络信息和网络文化作品,并在平台使用人之间进行交流互动,人们只需登录直播平台中注册账号完善相关信息便可发布原创或转载的视频、图片等作品,通过该作品的浏览量、评论量等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或单纯娱乐。与此同时因一些平台使用人未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平台监管不到位等导致平台出现违法违规信息,本文通过研究平台在监管中的法律责任,以期对网络直播的健康良性发展有所裨益。     

网络直播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来自样本判例的调研分析

伴随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规则及争议处理成为劳动法研究领域必须予以回应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样本判例,对我国网络直播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易引发劳动争议的主播类型及涉及的劳动争议诉讼现状、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的要素、确认劳动关系前提下网络主播竞业限制的认定与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网络直播劳动争议处理规则的建议。     

虐待罪规制家庭暴力的困境与对策

面对家庭关系中的暴力犯罪,虐待罪与诸多罪种的犯罪对象、犯罪动机与量刑标准等不同,在定罪量刑方面易产生竞合与冲突,尤其是虐待家庭成员致其重伤或死亡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定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更易成为争论的焦点。同时由于传统父权意识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弊端的影响,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原则以及轻刑化的刑罚规定,使得其逐渐丧失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制力与威慑力;当下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在家庭暴力犯罪中的规制与预防作用,切勿对符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以虐待罪模糊定罪。面对虐待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困境,建议取消非告诉不处理的原则,拓宽封闭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行使诉讼权的渠道,并积极将行为人的心理威胁、控制等手段纳入刑法规制体系当中,以刑罚手段预防更严重的人身犯罪。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刑法规制

当下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宽缓化规制形式,但传统的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都难以为其提供支持。对此,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条款,在对被利用一方的未成年人从轻处理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外围犯罪人进行从重处罚,从而实现了责任的合理分配。这样的规定并不违反罪责自负原则,而是基于背后的利用人在犯罪团体中的作用,对其加大处罚力度。对此,应当进一步减轻未成年人的刑罚,并将负有监督过失责任监护人和帮助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纳入刑法规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