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若干问题探析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正案(八)》第一次将"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并增加"危险驾驶罪"这一新的罪名。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危险驾驶罪从而改变了交通肇事犯罪的构造变化,从而对于交通肇事犯罪的认定影响为基础,结合涉及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相关的理论与问题,将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展开比较分析,重新梳理整理在认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智能网联汽车涉交通肇事罪中生产者“过失犯”认定的困境及纾解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就自动驾驶技术而言,虽然能够极大程度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但依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也给法律制度带来了冲击。智能网联汽车根据级别的不同,驾驶位的驾驶者与自动驾驶系统也即真正的驾驶行为作出中枢之间的注意义务分配也有所不同,驾驶位人员可归责的空间不断缩小,自动驾驶系统背后的生产者与事故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归责的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出现在交通肇事罪的视野,但其能否以交通肇事罪进行归责、生产者的过失犯身份如何认定以及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客观归责理论为生产者过失犯的认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合理运用允许的风险理论认定生产者的过失,分析其归责的前提,以此能够为解决智能网联汽车涉罪提供思考路径。     

危险驾驶罪独立量刑初探

近年来在我国连续发生的酒后驾车以及飙车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现象,引发公众普遍不满及社会广泛关注。在公众的强烈呼声中,危险驾驶罪应运而生。但是由于立法仓促,危险驾驶罪虽然形式具备,但是量刑方面仍欠周全。从现有刑事立法体系来看,危险驾驶罪仍需借助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处罚,未独立量刑,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意义未体现出来。本文尝试分析危险驾驶罪量刑的立法现状,分析危险驾驶罪立法不足,进而提出危险驾驶罪应独立量刑的设想。     

对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的思考

近年来,交通肇事的案子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交通肇事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有日渐上升的趋势。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因为交通事故每年死亡的人数均在10万人左右,其中因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人有所增加。本文主要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认定中逃逸行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探究

近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交通肇事行为发生的频率也呈上升趋势。据相关统计,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首位,对交通肇事的控制与预防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对交通肇事罪的探究,指出其存在的立法、司法缺陷,并试图对本罪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的成因与治理——基于2583份判决书

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罪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客观归罪、公共场所认定不严谨以及超出该罪保护法益范围认定的情况。司法机关亟需通过克服客观归罪、严格公共场所的认定以及严格依照该罪的保护法益进行定罪来避免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成为新的“口袋罪名”。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的认定——要素分析模式的提倡与运用

运用整罪分析模式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时，无法合理解释“情节严重”的认识问题以及“刑事推定下明知的过失化”现象，造成本罪故意认定困境。与整罪分析模式截然不同的要素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要素分析模式下，故意的成立仅需行为人对构成要件行为不法性有“明知”即可，其他犯罪事实要素的主观心态在所不问。以此为准，当行为人对自己所提供帮助行为违法性以及他人网络犯罪行为有所“明知”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的“明知”即使因刑事推定方法而过失化，也不影响本罪故意认定。“情节严重”的各项情节中，除与帮助行为非法性提升存在密切关联的情节需故意心态外，其他的只需过失心态即可。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机动车辆数量不断增多,道路风险问题不断加剧,交通犯罪的数量更是随之呈直线上升的趋势。2018年“重庆坠江案”的发生,引发了立法者和群众对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的高度关注,在本案发生之后,又发生过不计其数的类似事件。为了解决这种挑战,《刑法修正案（十一）》把危害到交通道路安全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列入《刑法》法条之中予以规制。究其原因,则是为防范风险,回应群众对安全的诉求,更是加强对人权的保障,进一步维护公共安全,防犯罪于未然,为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提供处罚的依据,从而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犯罪界限进行拓宽。本文通过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立法沿革开始进行研究,从本罪的司法认定等具体问题进行探究,从而对妨害安全驾驶罪进行了深度分析与理解。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定性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但"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语义模糊没有类型化,最高法院在2000年出台的司法解释本身又增加了更多歧义,造成司法运用的困境和理论的争议,需要以立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为出发点,着重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和定性,并重建该罪的刑事立法模式。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干问题之再思考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我国在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开始设立的,2014年10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这一罪名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虽然修改后的新规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还不是很完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如"情节严重"认定的具体标准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加以明确。本文将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关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规定进行分析,并对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加以探讨。     

毒品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

随着毒品犯罪情势不断变化,毒品案件审理中所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也日益复杂。对于以吸食为目的互易毒品的行为、毒品代购者“蹭吸”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同城运输毒品行为,要结合运输毒品的数量、频次、目的以及获取报酬的情况,认定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对于吸毒者的运输毒品行为,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构成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或是无罪;对于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的行为的量刑标准的认定,要坚持“现实危害+可能性危害”相结合的认定标准。在毒品犯罪案件涉案财物处理上,要明确违法所得及收益的外延,建议在特定情形下实行有限的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证明相关财产不是毒品犯罪收益,同时完善案外人的救济制度。由于贩卖毒品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其既遂可以“以交易为目的的控制”为参照。     

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认定

近年来,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的现象频频曝光,各地制售假药的案件层出不穷,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能达到统一标准。民间偏方不能一概认定为假药,药用辅料应当认定为药品。本罪的主观上行为人须以营利为目的,同时要明确本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本罪与其他相近罪名的区分,最终达到准确认定本罪的目的。     

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疑难问题研究

本文以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务为视角,阐述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思考及注意的问题.实务中,认定本罪主观明知多适用法律推定认定,明知仅需认识到被帮助对象实施了客观方面行为要件即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被帮助对象行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等不影响定罪量刑.本罪中的涉案财物应返还上游诈骗犯罪被害人,但就如何确定返还比例、...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主观要件研究

非法持有毒品罪在整个毒品犯罪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堵截式作用,作为一种特殊的毒品犯罪,刑法学界通常对该罪的客观要件方面关注较多,而对其主观要件有所忽略。对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主观要件进行研究,主要是从主观罪过的归责原则、罪过形式及其认定方面入手,明确了非法持有毒品罪应当严格适用罪过责任,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并且应当适用合理推定方式予以认定。     

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认定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的袭警罪首案频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实务人员对袭警罪的暴力袭击行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导致出现追诉标准过低的情况。暴力袭击是袭警罪构成要素中关键的一环,暴力袭击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本文通过厘清暴力内涵入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条文中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认定袭警罪中暴力行为为硬暴力行为,不包括软暴力行为。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中提出应当以“轻微伤”作为入罪标准,这也是确保在袭警行为过程中不会放纵犯罪抑或是加重刑罚,也符合《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最后对暴力袭击的特点进行总结,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突袭性行为,具有主动、突发、针对的特点。     

"断卡"行动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务适用难点及出路

"断卡"行动开展以来,严厉打击了"两卡"的违法犯罪活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象予以震慑,但在司法实务中关于涉卡人员的构罪标准、罪名认定、一罪数罪认定等问题五花八门,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打击力度不够、扩大解释司法解释等问题.     

值得重视的犯罪危险期“三四五”

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常发现一些犯罪分子走上犯罪道路与“三四五”有关,在“三四五”阶段,犯罪行为处于高发期。比如,刚走上社会不满一两年的无业青少年少有犯罪,而在今后的一二三年里,他们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其中的另有一部分人就可能成为罪犯,一旦过了这个时期,犯罪率又会降下来。再如,刚学会驾车一两年的驾驶员犯交通肇事罪的不是很多,驾车五年以上的老驾驶员犯交通肇事罪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本文讨论了个人信息保护在刑法层面的问题。针对保护主体范围、入罪行为方式、个人信息认定和空白罪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论犯意个数的认定

犯意是先于犯罪行为存在的,在犯意支配下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只有认定了犯意个数,才能认定犯罪行为的个数,进而区别一罪与数罪。     

论保守主义刑法观下非法经营罪的解释适用——从个案谈起

非法经营罪作为"口袋"罪在司法实践中的不断扩张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其中诟病最多的就是其兜底条款的解释适用问题。针对该现象,在立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笔者通过分析两农民因受委托代制水稻种被判非法经营罪的案例,从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从发,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