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下知识产权“碰瓷式”维权状况分析及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诉讼维权作为对虚假知识产权的打击手段愈来愈被侵权者采纳和适用,起到了惩戒侵权者和警示大众的良好效果。但随着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氛围高涨而兴起的却还有一种另类的恶意诉讼——知识产权“碰瓷式”维权诉讼。这种诉讼中,真实权利人往往因为碰瓷而影响到日常正当经营活动,特别是存在中小企业因为陷入滥诉而使良好的商誉蒙上阴影,使得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此外,“碰瓷式”维权的频发也导致国家司法资源和社会公众利益蒙受损失,必须加以遏制和打击,使企业面对“碰瓷式”维权者的虚假维权有办法、有底气对其阻击,最终形成知识产权良好运营的社会效果,推动知识产权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时间银行”模式下互助养老服务合同客体之探究

债之法律关系中客体为其中一个要素。民法学界对于债之客体问题研究的分歧点主要为客体与标的是否为同一概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劳务之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时间银行模式下互助养老服务合同便是其中的一种。因此,笔者以劳务之债客体研究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探究该互助养老服务合同中的客体问题。     

“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之我见

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老年法,常回家看看条款正式入法。本文通过对此条款争议部分的分析,得出常回家看看入法是立法进步的结论。     

“修宪”与“宪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困境

台湾当局在过去五十多年中所遭遇的最大的法制困境之一就是自我设计“代表全中国”的“宪法”及相关“政治体制”与实际上只能代表台湾地方的政治机构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台湾当局政治的多次重大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台湾当局进行了多次直接或间接的“修宪”活动。在蒋氏父子统治     

以典型判例为基准浅析“职业打假人”之法律地位

自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职业打假人”已然存在近30年时间。“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经营商,维护了消费者群体的公共利益。但“职业打假人”游走于法律边缘,并不是真正受法律保护的“消费者”,稍有不慎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该文通过分析消费者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结合各地法院典型判例,客观阐述“职业打假人”目前的法律地位。     

我国民法背景下“事实合同”辨析

“事实合同”理论,对于非典型的“要约—承诺”型合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几十年来,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于该理论的认知在不断深化。但是,时至今日,误解、错用“事实合同”的现象仍不难发现。而我国民法并未承认“事实合同”。超越出“要约—承诺”模式并从“事实合同”中寻求合同成立的另外一套机制作为理论探讨,自然是大有其裨益的,但司法实务中援用“事实合同”并视之为实然,在成文法制度的我国民法背景下,显然是不妥当的。     

大学生涉案“帮信罪”的原因及治理路径分析

大学生涉嫌“帮信罪”案件日益增多,对高校校园和谐及教育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也极大地损害了大学生人才培养目标。出现大学生涉案“帮信罪”行为的原因较多,既包括因“帮信罪”本身作为一种帮助行为的特性造成,也包括大学生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本文从源头行为管控下的治理、刑事政策指导下的治理及家校社会合力下的治理角度,提出大学生涉案“帮信罪”的治理路径,以实现“帮信罪”远离“象牙塔”目标。     

“理”与“实”之间的飘渺——与王牧君共品犯罪学之“茶素”

注：奔津门赴“海河论坛”之约前突获“犯罪学茶楼”楼主皮艺军教授约稿并叙及《青少年犯罪问题》主编姚建龙君催稿,于是匆匆翻阅了几份载有当今“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领军主帅王牧会长的文章,顿生与王牧君共品犯罪学“茶素”之念。无奈行色匆匆,只好招来亲授弟子翁连金趋舍下共品其味,并叙其将鄙见与共识形成如下浅识,可视为离开犯罪学科坛十年、     

实施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后展现的问题及建议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行政复议的“双被告”制度进行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针对我国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进行解释分析;第二部分主要针对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的困境和理论矛盾进行探讨;第三部分针对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困境提出了解决建议;第四部分针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

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从青海省情况看，九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犯罪暴力性、团伙性、凶残性日益明显，已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对青少年犯罪的早防早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为此，本人对青海省“八五”、“九五”期间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房奴”之死谁之过

2008年6月1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一间病房里，一位中年妇女痛哭流涕，她心爱的丈夫死了。她作梦也想不到，几天前丈夫还打来电话。谁料相见时竟骨瘦如柴，最后成了冷冰冰的尸体!经医生诊断，死者积劳成疾，导致血压升高，引发心衰。也就是说他死于典型的“过劳死”。据他的同事反映，其实早几天，他就感觉不适，但一直强忍着。他有病为什么不去医院？这一切都要从房子说起。     

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走向与对策探讨--以湘北H村“留守儿童”群体为实证分析对象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学术界早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已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品质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监护人类型问题等方面，并由此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成因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力量在乡村秩序中的逐步退出，而新的《义务教育法》又存在某些缺陷，使得新时期“留守儿童”的走向更加难以把握。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通过对湘北H村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与走向进行考察，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话语及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苏俄是否需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列宁将主张"革命战争"的言论称为"革命空谈"。他指明了"革命空谈"产生的原因:一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二是他们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圈套。他分析了"革命空谈"的危害:一是坚持革命空谈只会使苏维埃共和国更加"屈服于"德帝国主义,二是它不仅不能促进德国革命反而会妨碍德国革命的成熟。列宁提出必须善于区别情况不同的"妥协",肯定正确的、必要的"妥协"。     

“清官”之恶

清末谴责小说《老残游记》里提出了一个很新奇的观点,“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作者刘鹗提到的“清官”,指的是野心和权欲无限膨胀,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从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与赃官的区别,在于“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所以刘鹗认为,这些人在刚正清廉、不谋私利的面具下,     

梁武帝的生财之“道”

梁武帝（464-549）是一个很特殊的皇帝,他的文功武艺都不错,运气也不错,在位时间竞长达48年,在南朝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即位之初,也是个好皇帝,可惜到了晚年,过度沉溺于佛教,无心治国,导致国力日衰,江河日下。     

“公家男人”之乱弹

何谓“公家男人”？我文章里所谓的“公家男人”是特指基本上不需要在家吃饭，基本上天天有人请吃，基本上不会按时下班回家，基本上天天需要“加班”的现代男人。“公家男人”也和华威先生一样，是“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希望一天不只二十四小时”来工作着的。     

欧盟“蓝卡”计划评析——兼论中国人才战略对策

2009年5月25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了以引进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和内容的"蓝卡"计划。目前,世界各国、各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为满足本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推出引进人才政策的国家正在增多,而且发达国家的重视程度较高。欧盟"蓝卡"计划,就是最新的重大举措之一。欧盟的"蓝卡"计划与美国的"绿卡"制度在性质上都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但在具体举措上存有差异。中国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应采取以下战略对策:第一,提倡建立国际人才资源新秩序,把握人才战略主动权。第二,建立人才需求评估机制,确定人才引进的类别和配额。第三,制定引进人才配套政策,完善吸引高层次人才工作。最后,鼓励外流人才回国工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活见鬼”及其他

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大家似乎都觉得人类再无秘密可言,“人肉搜索”更是连个人隐私都“搜”光“索”尽。其实未必,信息和知识的爆炸还会“炸”出许多新的信息、新的知识,甚至越“炸”秘密越多。这样人类才会有事可干。比如世界上果真有鬼吗？有谁亲眼见到过？     

1974年“四人帮”干扰下的中越西沙之战

1974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推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正当“批林批孔”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从祖国南部前线陆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南越反动当局蠢蠢欲动,派兵侵占我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     

基层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发展思路研究

基层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基层队伍力量薄弱、办案能力参差不齐、案件来源线索匮乏、证据收集不充分、轻刑化现象突出、侦查设备和技术滞后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有官本位思想的存在、渎职犯罪的防控机制存在缺陷、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缺少监督等原因。